曾侯乙墓发现记

1977年至1978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我亲身目睹和参与了震惊世界的曾侯乙墓的发现、发掘工作，现将我的所见所闻草撰成文，以飨读者。

曾侯乙墓的发现

沿着断蛇丘东北行，过擂鼓墩约800米到达丘陵的尽头，濒临    水河，东西横亘着两个圆形山包，高出河床平地约有30余米，中间隔着一条深沟，在沟东的山包，人们称东团坡，在西的山包称西团坡，实际是两个黄土岗。从1965年11月开始，这里被原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雷达修理所征用321亩地（包括荒山和耕地）。我时任雷达修理所副所长，从征地到规划布局、设计、施工，整整在这片军事营地上干了20年，先后修建各种房屋对栋14万平方米，筑片石围墙4500米，推挖土石约40万立方米，平整了东、南、西、北四个山包，所以对这块宝地的地质土壤情况有所知。

（一）兴建兵器车间施工发现异常

1977年为适应军队战备需要，部队决定兴建两个兵器大修车间。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经党委研究决定，我负责两个车间的兴建任务。接受任务后，我和梁立信工程师赴广州、上海军地实地考察．认为兴建的车间地基要承重20吨行吊，因此，地基一定要好，厂地要宽阔。

1977年7月12日，我们考察回来，向党委作了汇报，并根据地质条件认为选址在东团坡是合适的。这个山包东西长150米，南北宽120米，同时，东团坡山包比营区内其他几个山包要高出2至3米，地质条件都是红砂岩。选定后经报请武汉军区空军批准，于1977年9月正式动工推土平整车间场地。这个山包在1966年修建水塔时经我指挥施工，该山包顶部的土已推去4米，修了一座60平方米的水塔，这次修建新车间还要推去6米左右，才能满足修建新车间的长、宽要求。在1966年修水塔推土时我就发现山包中间的土质软，而四周土质硬，要打眼放炮炸松后，才能推得动。这次推土中我特别留意土质变化，发现又推去4米多高仍是中间土质松，四周土质硬，还是红砂岩，而且越来越坚硬。这一发现，进一步引起我的注意，我认为这软土有点像人工挖填的土。据周围老人讲，从前这里是一座庙。经过两次推土，山包虽已推去8米多高，但仍没见到砖、瓦和庙基的痕迹。当时我想，这可能是一座古墓。在学校学建筑时老师曾给我们讲过秦砖汉瓦。还讲筑公路、修水库、建房挖地基常挖到地下宝藏或古墓。回想当年老师的讲述，更引起我对土质变化的注意。

1977年10月底的一天，我在现场听挖方的团结八队社员梁某讲，昨天挖到几块旧铜器，已腐烂成黑色，拿到随县城关废品收购站卖了430元钱，买了几包黄金龙、大公鸡香烟给挖土的几个人抽了。我知道这件事后狠狠批评了他们，并要求他们去追回来。当时部队没有汽车，我急忙找司务长借了一辆自行车亲自骑到收购站，很遗憾。去晚了一步，这几块旧铜器已被拉走。回来后我紧急召集挖土的民工开会，并要求他们以后凡是挖到旧铜器、瓷器等一定要交到所里，并对他们讲：这都是文物，任何人不得拿走，拿走就是犯罪，就是对毛主席不忠。没隔几天在这片褐色上东南面不远，果然又挖出4件旧铜器（曾侯乙墓发掘后才知道，这是车軎，用来管住车轮的轴头。我把民工挖出来的几件文物迅速拿到办公室向所长郑国贤、政委李任信、副所长解德敏、副政委张进才汇报，请他们四位到推土现场去看。山中间土是黄褐色，与四周的红砂岩土有很大区别，大家看后都感到奇怪，回到办公室我们又进行了研究，找了一些有关发掘马王堆的报道和文物考古资料，在对照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后，我和郑国贤所长都认为这里四周土质坚硬，中间土质松，且呈黄褐色，可能是座古墓。我们几个干部商量决定，向县文物管理局汇报，请他们来看看是不是墓，如是墓就停止施工，不是就继续推土，以免影响工程进展。

（二）一报文化馆，疑为古墓被否定

1977年11月26日，我带着一种责任感来到随县文化馆，找到了文化馆负责人，将我们部队最近在擂鼓墩东团坡扩建厂房发现山包四周都是红砂岩，而中间却出现了大面积褐色土和几件旧铜器疑为古墓的情况作了汇报，县文化馆领导听完我的汇报后，派了一位干部来现场查看，他见这里有一大片褐色土，却不见坟包、墓碑、墓门之类痕迹，当即答复：“这不是古墓，不要紧，你们继续施工吧。”他又看了挖出的几件旧铜器，接着说：‘很好，挖到的文物收起来，这几件文物文化馆派人来取。”我还特地提出：“我们施工中还要打眼放炮呢！”他说：“没关系，继续放吧！”事后才了解到这位干部没有学过考古，也难怪他。

我把那几件文物送到县文化馆，现场继续施工，打眼、放炮、推土，但我心中的这个“褐色土之谜”始终未解。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放炮推土，东团被山包又被推去1米多高的土，尽管有文化馆那位同志的答复，但我还是很注意四周红砂岩层的变化，对民工提出要求，打眼深度不得超过60公分，严格控制药量。若是一座有价值的古墓被炸坏在我手里，那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同时，我还向民工们讲述“秦砖汉瓦”的典故，讲述挖土方常发现地下宝藏的情形。记得最清楚的是1978年1月30日，（农历1977年腊月22日），现场民工、社员都说参加修水库的放假回来了，他们也要回家准备点过年的年货。下午，我把民工、社员和推土机手召集一起开会，小结开工4个月来施工取得的成绩，并宣布过完春节开工上班的时间。散会后我到推土现场仔细观察褐色土的黑色成分在增加，我更怀疑是一座古墓。回到办公室又找郑国贤所长、解德敏副所长，把观察的情况简要地向他们作了陈述，引起了他们的进一步重视。我们三人又一起到现场去查看土质的变化，看后回办公室，三人在一盆炭火旁边取暖边分析资料，对照比较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男尸的西汉墓情形，下部填的全是青膏泥，而我们施工现场这种黑色的土是否就是青膏泥呢？我们仔细看黑色并不是真正的“黑”，而是青灰色，有的晒干的土还呈白色，老百姓俗称“观音土”，饥荒年有的老百姓挖它来充饥。这种土粘性大，防水性能特别好。联想上述情形．我们初步分析认定这是回填土，仔细看是一层层回填后人工夯实的。这种黄褐、黑褐色的杂土，不正是考古上常称的“五花土”吗？当时我向郑所长提出这里一定是古墓，可能是一座大墓。我的观点得到郑所长的采纳，我们商量，二去文化馆，报告新发现的情况。

（三）二报文化馆，认为是古墓又被否定

1977年农历腊月23日，我再次去县文化馆，找到县文化馆领导．详细地将我们近期施工新发现土质变化的情况进行了汇报，并将新发现的疑点作了充分陈述，认定施工现场下面是一座大的古墓，请文化馆的同志再去现场勘察一下。县文化馆又派了一位干部到部队施工现场勘察，仍否定这是古墓，还说要是墓也是一座假墓。他讲了一段民间传说故事：楚国进攻随国时—名将军战死在随县境内埋了32座墓。曾在厉山、高城、淅河一带都发现过是假墓。”这位干部又和上次来的同志一样，轻易否定这是一座真墓，并说“没关系，你们继续放炮推土”。

我两次上报都被否定，“褐土之谜’仍未揭开。一种责任心和尽快搞清问题的决心迫使我再次拿出资料进行认真分析。马王堆一号汉墓开口有20×l7.9平方米，坑壁有四级台阶，台阶一级一级回收。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墓口只有6.2×4.8平方米。现在工地中所见这褐花色土的范围，比马王堆要大得多，而且附近还出土了一些旧铜器。褐色土系一层层用人工夯实的，四周比较坚硬，从这些现象看，使我更加坚信地下是一座古墓。尽管二次被文化馆干部否定，但我想到我是一名军人，若真是一座古墓不能被保护，在我手中被毁掉，或推土打眼放炮不重视，或压在地基下，打基础浇灌混凝土时个别处有下沉，再多浇灌点混凝土把泥坑填满，这样就会使深埋在尘埃下的文物和混凝土搅在一起，全部报废，那怎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珍宝！我是军人，尽管两次报告都被否定，但我始终关注着褐色土的变化，在推土、打眼放炮时我几乎天天在施工现场掌握情况，观察土质变化。

1978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六），刚过完春节，放完假。正月初八正式上班开工，打眼放炮连续推了七天土方，当2月21日推土机又推去半米高的松红砂岩和青灰土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就在这片不同色土的东南角推出一块长14米、宽1米的芝麻灰花岗岩石板。开始推时只露出了一个角，看上去是黑色的原始石板，看不清它的全貌。当时发现这一现象有三人，即我、陕西兵推土机手童润喜、四川民工石匠王新友（专门请来装炸药放炮的）。我立即将这一新的发现向郑所长、李政委汇报：“有膏泥的下面发现了石板。”所领导、机关、车间干部和战士们都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来到石板现场看热闹，有的战士调皮地说：“奇怪奇怪真奇怪，10米深的土层里埋有大石板。”紧接着我们将石板周围的土挖去，又挖到一块，一共挖了五块出来。当时看到这情形，我在现场提出：这一层石板显然是人工有意铺设，肯定是古墓，是秦汉以前的墓。接着所里几位领导研究，决定停止推土，停止打眼放炮。并决定由郑所长打电话向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刘孟池副部长报告，刘部长当即答复，同意停止施工，待查明是否古墓后再动工．并决定还是由我再次去县文化馆报告。

（四）三报文化馆，定为古墓

这一次我去县文教局终于请来了“诸葛亮”。那是1978年2月26日，农历正月20日，王君惠局长派来县文化馆一位专门在省里受过考古培训的副馆长王世振同志，这个同志前两次不在家。王副馆长来到现场勘察后分析具备墓的条件：有墓坑边，而且坑壁边线清楚，有填土经过夯实。但当时他也不敢完全肯定。他说：“墓坑太大，这么大的墓还从来未听说过，加之墓坑周边不规则，不是像常见的长方形的墓。不规则的多边形坑是不是墓也不敢完全肯定。”不过他毕竟受过专业培训，也有些文物常识，懂得一些保护文物的政策。他建议暂停施工，先报告襄阳地区（现为襄阳市）来人勘察后再定。同时，我们以部队名义向襄阳地区写了一封信，报告随县城西擂鼓墩部队营区发现一座大型古墓，请派人来勘察确定。

襄阳地区闻讯后，于1978年3月5日派来地区文化馆的王少泉同志和文物干部刘柄及两名钻探工李祖才、曾宪敏来到随县擂鼓墩部队施工现场。经过两天的现场勘察，他们初步认定是一座古墓。回去后当即电话报告湖北省博物馆。

（五）珍宝终于重现，文物得到保护

1978年3月19日，部队为迎接省考古专家们的到来，在东团坡山包上架起工作照明灯，在所办公楼三楼给他们安排了床铺，食堂里给他们摆上就餐桌。那一天，细雨蒙蒙，下午1点30分，一位戴着眼镜、满口操湖南口音、中等身材的男同志坐着修理所派去火车站接客的吉普车来到了现场，他就是当时省考古队队长谭维四同志，他带领考古专业人员王正明、陈西林来到了部队，他们没有停脚休息。我简要地就发现褐色土和青石板的情况作了汇报，没等我汇报完，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直奔东团坡施工现场，急切地想了解下面的奥秘所在，立即挥锹、打铲干开了。1978年3月20日中午，基边全部清出，弄清了基坑的准确形状与椁盖板的深度。经过清理，他们认定，此墓形状很特殊，坑口呈不规则的多边形，和常见的方形、亚字形、刀把形都不一样，也未见墓道，用皮尺丈量，东西最长处20米，南北最宽处165米，墓坑总面积220平方米。知道这个结论以后，我们都激动的要跳起来，谭队长说：“这座墓规模之大，形状之特殊，在湖北省境内是第一次见到。”经过勘察，他们测量了椁盖板上盖土残存的深度，最深处离推土面只剩2.5米，最浅处只有l.2米。有些炮眼的最底部距椁盖板仅七八十公分。知道这个结论后，我捏了一把汗，真是千钧一发，如我不仔细观察褐色土的变化情况．发现问题不及时报告，炮眼再往地下打深一点，或者炸药不限制，多装一点，暗放炮，后果难以料想。现在想来，4个月的推土观察褐色土变化、三次亲自去县文化馆报告是一座古墓的心血没有白费，路没有白跑。谭维四了解这个情况后，由衷地称道：“这都亏了你这个有心人，你立了一大功啊！”

为了周密地发掘古墓，掌握准确的信息，他们用洛阳铲从椁盖板布置方向，获悉了盖板与墓坑分室的基本情况，同时，又对东南角旧水塔下残留的墓坑填土和石板下部的白膏泥及木炭，作了系统的勘测，掌握了墓坑的地层关系，并绘制了平剖面图，为发掘提供了可靠依据。

1978年3月20日下午，谭维四同志召集我们所里几位领导和现场推土机手曹润喜开座谈会。会上由我代表部队作了详细汇报，郑国贤所长接着说，这座古墓能完整地保护下来，主要是负责现场施工的副所长王家贵同志的重视，他三次去县文化馆报告了发现经过。郑所长讲完后，谭维四同志又接着讲：‘我们这次来把墓边、墓坑、椁盖板都勘测清楚了，这里确实是一座古墓，是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墓。墓里可能有很多文物。”接着又说：“感谢你们发现后及时报告，尤其是王家贵同志发现了这座古墓并在组织施工中想了很多办法，采取了措施才把这座古墓完整地保护下来。”又说：你们解放军这种保护古墓，爱护文物的精神我要向省里，向你们的上级报告，为你们请功，我回去立即写报告，请求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再发掘。

1978年3月20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谭维四同志肯定地回答了这是一座古墓，终于解开了我心中的“褐色土之谜”。

古墓的发掘报告很快被国家文物局批准，这次发掘是在湖北省文化局及有关单位负责人组成的“湖北随县擂鼓墩古墓发掘领导小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领导小组由湖北省文化局副局长邢西彬任组长，襄阳地区和随县的有关负责人秦志维、程运铁、武汉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刘梦池任副组长，组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有：王一夫（襄阳地区文化局副局长）、王君惠（随县文教局局长）、王家贵（武空雷达修理所副所长）、吴明久（随县革委会副主任）、张桓（襄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韩景文（随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彭金章（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谭维四（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共12人。下设考古发掘队、宣传组、后勤组、保卫组分管各项事宜，具体业务技术工作由发掘队负责。我负责古墓发掘的后勤供应和保卫工作。

发掘队由省、地、县文博单位及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业务技术人员组成。谭维四任队长，主持此次发掘；有方酉生（武汉大学历史系）副队长，负责现场总记录；黄锡全（省博物馆）、王少泉（襄阳地区博物馆）、王世振（随县文化馆），分别负责有关事宜。发掘步骤与要求由湖北省博物馆郭德维拟定。参加发掘的主要人员还有：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地区博物馆，随县文教局及文化馆，襄阳地区各县、市文物干部。此外，咸宁地区博物馆．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县文物工作组，云梦县文化馆，鄂城县博物馆及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老师和76级学生十余人支援和协助了工作。支持古墓发掘的还有当地驻军武汉军区空军雷达修理所、武汉军区空军雷达干部教导队，武汉军区8228部队，他们支援车辆、腾出营库、维持秩序，保证了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发掘经过

5月11日将压于墓坑东南角之上的水塔拆除后，发掘工作主要按下列步骤正式开始进行：

第一步，5月12日至5月16日，取墓坑中残留石板、填土和椁顶上的木炭、青膏泥。5月15日用直升机拍摄墓坑、木椁全景照。

第二步，5月15日至5月20日，取椁盖板并同时起吊浮于水面的陪葬棺。因参观群众过多，最多的一天高达6至7万人，给保卫工作带来很大的工作量，雷修所由原来两个岗哨增加到15个岗哨，但仍无法保证工地的安全。后来县革委会调来随县公安局的一部分人员和雷达干部教导队的一部分干部战士，共同维持现场秩序。为确保文物安全，发掘取出文物工作放在夜晚进行。

第三步，5月21日到5月25日，雷达修理所派出技术人员与机械，在考古队的统一指挥下负责抽各室积水，考古队取中室淤泥。因为盗洞打在中室的东北角，故中室的北部已塞满淤泥，考古队员和参与民工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第四步，5月26日至6月28日，取出和清理各室的遗物。

由于遗物质地不同，清理时排除积水的快慢对于它们的保养和取出至关重要。木质遗物不能曝晒，需要一定的湿度，且要尽快排除积水。两者互相矛盾，处理不当，就会欲速则不达。要做到既保证科学资料的完整，又保证遗物的安全，考古队从实际出发，分清缓急，灵活掌握，协调工作，抽水分步骤徐徐进行，摄影绘图分层次循序摄绘，取遗物分质地有先有后：必须利用水的浮力的先取，难于现场保养的漆木器等也先取。

各个室的深度，均在33至35米之间，在这么深的椁室里，遗物有高有矮，在情况没有弄清以前，无法下脚。雷达修理所的工程技术人员为考古队设计制作了一些吊板和跳板，考古队根据遗物在椁室的深度和水位的高度，悬放吊板，工作人员站在吊板上去清理和绘图。对不能马上取出而又难以保护的漆木类遗物，不断洒水并用湿泡沫塑料和塑料薄膜遮护。对不同的遗物，还随时研究采取不同的措施。清理中每个室又有各自的难点和困难，我们所的领导和指战员们急考古队所急，帮助考古队克服困难，千方百计给予支援。

东室清理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取出主棺。主棺长3.2米、高2.19米、宽2.1米，体积14.72立方米，事先初步估算，墓主内外棺总重4吨左右，况且是在钢架上镶嵌木板。据考古队专家讲，这种棺在考古发掘中尚属首见。为了在取吊时不损坏外棺漆彩绘，雷达修理所机械工程师刘秀明同志同机械加工车间一起商量设计，做了一个能载重5吨的平板车，想一取出之后即装于此车上推走，但实际起吊时，能启动8吨的黄河吊车加足全部马力对它也毫无办法。后来，只有把内外棺分开起吊。仅外棺，起重机的计重器指示就有7吨多，加上墓主内棺的重量，总重量有9吨左右。

中室的清理，从5月31日取淤泥开始，至6月10日结束。其中难度最大的是取出全套编钟、编磬和一些大型青铜器。编钟挂钩中有些特殊构件，如中层框架挂钩插柱上的自动倒钩、爬虎挂钩上的定向栓钉，不弄清这些特殊构件，编钟和拉钩就卸不下来，硬拆将使遗物遭到破坏。中室清理又一难点是遗物品种最多（礼器、乐器、用具等都有），质地最杂（铜、石、竹、木、陶等俱全），且有一半以上的地方为淤泥湮没，不仅要注意遗物的安全，不能疏忽遗漏，而且要注意遗物的编悬组合关系．需仔细观察与区分被盗扰与未被盗扰之部分。总的难度，远胜其他各室。

北室的清理，从5月31日开始至6月10日基本结束。北室中最大的难点是甲胄片一大堆叠压在一起，如果分层一片片来取的话，不只是浪费时间，而且一下弄不清它们的关系，也容易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弄乱。考古队的做法是，做一个大木箱，把墓坑中的甲胄片运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有关同志的指导和参加下，比较顺利地进行了清理、拼接和复原工作。又如主棺内的遗物及西室吊取的十三具陪葬棺及棺内遗物的清理，现场是无法进行的，我们决定立即腾出车库，将墓主内棺和一些陪葬棺运至室内，由考古队组成专门班子单独进行清理。清理前，考古队对墓主棺内情况进行了分析，估计到会有哪些葬仪，制定了详细的清理方案，我们雷修所也配合制作了必要的机具，至6月25日顺利完成了清理。

各个室主要遗物取完后，考古队把剩下的稀泥也全部取出用水进行了淘洗，这项工作直到6月28日才全部做完。至此，发掘现场清理工作基本结束。

在整个发掘清理过程中，湖北电影制片厂、湖北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分别拍摄了电影片和电视片，一些新闻单位还派记者到现场作了采访报道。

曾侯乙墓的发掘，自始至终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关注，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亲赴现场视察。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顾铁符先生一直在发掘现场指导工作，还派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同志来协助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次发掘也十分关心，并派技术室同志到现场协助工作。

湖北省委和省革委会主要领导陈丕显、韩宁夫、王群、任仲林、许道琦、张玉华将军等也都亲赴现场视察，并作指示。

此墓的发掘还得到了当地驻军8228部队、武汉军区空军雷达干部教导队的全力支持，得到了当地党政机关、厂矿、学校和广大干部、擂鼓墩村的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

发掘工作经过4个月的艰苦努力，于同年6月至7月先后出土了乐器、青铜礼器、用器、车马器、金玉器、漆器、木器及竹简等文物一万五千多件。许多文物都是罕见的珍品，其中最令人惊奇的是65件青铜编钟。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至今举世无双，已成为中华民族古代科学高度发达的一个象征。曾侯乙墓规模宏大，出土文物丰富，竹简文字材料繁多，器物造型精美，冶金铸造工艺卓绝，这在历代出土的古墓中极为少见。

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于1978年8月进行分类包装装箱。当时买了34立方米的原木，由雷达修理所木工车间锯成木板，打成两百多个木箱进行了组装，从1978年9月6日开始运往武汉，9月底全部运完，部队先后出动120多车次。该墓的出土文物全部运往湖北省博物馆收藏。

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艺术音乐价值和科学价值，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笔巨大财富。它对我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尤其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科技和文化艺术的研究，提供了一批难得的宝贵实物。

作为军人，在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及发掘工作中，我作了应该作的工作，令我终生难忘，也感到莫大的欣慰，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贡献。1979年元月经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批准，对在曾侯乙墓发现中作出贡献的我所所长郑国贤、工程师刘秀明和我各记三等功一次，湖北省人民政府还为我们三人颁发了奖状和奖品，同时也给雷达修理所记集体二等功一次。

（作者：王家贵，时任原武汉军区空军后勤修理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