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虎 (原创）| 南宫括：被忽视了的曾随文化奠基人

  然而南宫适并非虚构的存在，他是殷周之际实实在在的风云人物，史书誉之为“文王四友”之一。

  回望历史的天空，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对南宫适这样的风云人物，《史记》及其他文献资料仅记其早期活动，对周灭商后的南宫适则隐而未记。文献史学对南宫适的历史性遮蔽，将南宫适及其家族神秘化了。今天的考古学则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史实：南宫适是南国文化的开发者，更是曾随国的实际奠基人。这让我们回到了历史的本真。

  一、 “文王四友”南宫适

  在《封神演义》中，南宫适是与散宜生齐名的西歧元老，官拜大将军。姬昌赴朝歌，曾嘱“外事托于南宫适”“军务托付南宫适”。当然，这些仅为小说家言，当不得真。不过也不能说“小说家言”全系胡编乱造，它多少还会有些历史影子的。

  周公旦曾对召公奭回顾了追随文王的谋臣，他例举了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适。其云：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尚书·君奭》）

  到武王执政时期，虢叔大概已死，所以文王的重要贤臣只剩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适四人了，是有“四友说”，这里没有太公望。然而解释《尚书》的《尚书大传》却云：

  文王以闳夭、大公望、南宫适、散宜生为四友。

  按此四友说并不见于《尚书·君奭》，《汉书·古今人物表》所记“文王四友”亦无太公望，仅云“大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而已。颜师古注：“大颠已下，文王之四友也”。从“文王四友”之说，可知南宫适系文王重臣。

  有人由此说南宫适在周王室的地位应当比周公、姜子牙还要高，因为“文王四友”或“文王五友”中并没有姜子牙，而有南宫适。

  其实“文王之四友”说只能证明南宫适是文王时期的资深大臣，甚至是重要谋臣，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地位较周公、姜子牙还重要。他的地位重要不重要，要看周室对他的器重或信任度，更要看看武王对他的分封安排。《史记·周本纪》是这样记载武王“封诸侯”的：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尧之後於蓟，帝舜之後於陈，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其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鲜於管，弟叔度於蔡。馀各以次受封。

  武王“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的原则是追思先圣王、封功臣谋士。追思先圣王，就是封先圣王之后。神农、黄帝、帝尧、帝舜、大禹之後是武王的分封对象，其中没有南公括。封功臣谋士是先师次亲。师是太公望，亲是弟周公旦、召公奭、弟叔鲜、叔度，其中也没有南宫括。最后是“各以次受封”，这种做法当于今天的“等等”。南宫括在受封序列中位列“等等”。在这个序列中，他可能很靠前。但是他并不是“先王之后”，也不属于师与亲这个范畴内的“功臣谋士”的情况应该是很清楚的。

  二、周室宗亲南宫适

  南宫括不是“先王之后”，与武王也不“亲”，有人据此猜测：南宫适属于外姓部落的周室追随者，也就是说，相对于周人部落，他是一个外姓人，因而，他是武王所封的外姓诸侯。这没有根据。南宫适是周室的宗亲。

  南宫适是周王室宗亲这个问题，在中国近百年以来的考古学未发达之前，是一个谜团。考古学对它的“解封”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

  考古学以物之所言证明南宫适是周室宗亲。

  证据一：上个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发现的晋侯墓地中出土了两件青铜鼎，其铭文是“南宫姬作宝尊鼎”。尊鼎中的“南宫”与“姬”联系了起来，说明“南宫”系姬姓的一个“氏”。“南宫适”（春秋时期男子不记姓，记姓者为姓女性）在“姓十名的结构”中当作“姬适”，是知“南宫适”与周王室是宗亲。

  证据二：“安州六器”铭。证据一虽然证明“南宫适”是姬姓的一个“氏”，但是没有说明南宫适封地何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可由“安州六器”铭给予解决。北宋时期湖北孝感出土的有铭“安州六器”，记载的是周王南征之事，其中提到“隹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隹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是典型的以事纪年，所提到的“南宫”是奉王令到南方“伐反虎方”，当为王室开发南国的大事。“安州六器”明确指出了南宫“伐反虎方”之地在南国。不过还有一个“南宫”究竟是谁，“安州六器”并未指明。

  证据三：叶家山西周墓青铜簋、曾侯璵编钟铭文。2010年，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挖出了一件有铭青铜簋。铭文为：

  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

  “烈考”，指的是其地位显赫的亡父。犺是南宫的儿子。南公的封地在随地，这里有他所奠基的国。这个南宫是谁呢？也不清楚。3年后，湖北随州文峰塔又出土了曾侯璵编钟。它与1978年出土于随州市的曾侯乙编钟同属周王族诸侯国中曾国的国之重器。曾侯璵编钟上有一组铭文云：

  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舆曰：伯适上通，左右文武；挞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庀淮夷，临有江夏。

  根据曾侯璵的记载，征南国的“南宫”是曾侯璵先人“伯适”，可见这个征南国的“南宫”叫“适”，他被周王令为“南公”。“南公”的行署在“汭土”，周人置署 “汭土”的目的是“君庀淮夷，临有江夏”。

  如果我们将这些内容与“安州六器”中的铭文对接起来，那么问题就很清楚了：追随文王的老臣南宫括并不是外姓人，而是与文王同宗的姬姓人。曾侯璵编钟铭文中有“余，稷之玄孙”之类的句子，这足以证明南宫括与文王同宗。1980年,随州东郊义地岗发现“曾大工尹季怠”戈和“周王孙季怠”戈,“季怠”为曾国的大工尹，他是曾国先君穆侯之子西宫之孙，又称是“周王孙”。这个戈铭虽然夸大了南方曾随国与周王室的血亲关系，但至少说明曾随国的确是周朝分封的姫姓国。

  在历史上，早就有人指出了这一层关系。王符《潜夫论·五德誌》云：

  姬之别封众多，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蔣、邗、茆、祚、祭，周公之也。周、召、虢、吴、随、邠、方、卬、息、潘、养、滑、镐、宫、密、荣、丹、郭、杨、逢、管、唐、韩、杨、觚、栾、甘、鳞虞、王氏，皆姬姓也。

  这里讲的是“随”。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随即是曾。而在曾随合一的历史视角形成了的今天，我们知道了：南宫适虽然不是“⽂之昭”，也不是“武之穆”， 还不是“周公之胤”，但是他与文王一样是后稷的玄孙，故“皆姬姓也”。

  关于“汭土”这个地名，我们还要讲一讲，它在《左传·庄公四年》出现了：

  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

  意思是楚王伐随中道而死，楚臣莫敖屈重以楚王的名义进入随国与随侯结盟，要随侯在“汉汭”会谈。这个“汉汭”，即指汉水最大支流—府河的转弯处，叶家山西周墓地正在这里。可见文献中随国的宗庙、考古中的曾国宗庙都在“汉汭”，所以“汉汭”正是南公“君庀淮夷，临有江夏”的国都所在地。南公“营宅汭土”应该是曾随国的历史起点。清理以上证据链，我们有了这这样一种历史链条：汉汭—曾国—南宫括—文王四友。

  三、历史事件中的南宫适

  南宫适是个有故事的人。他是殷周之际以及周初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根据这些历史大事的时间序列，我们可以将可以南宫适分成“早期南宫适”与“晚期南宫适”来介绍。

  早期南宫适

  系“文王四友”之一。参与了武王伐纣的战争。这一阶段的南宫适，历史记载了他的两个“高光时刻”：

  一是奉命散发鹿台仓库的钱财，发放钜桥粮仓的粮食，赈济贫弱的民众。《周本纪》的原文是：“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

  二是奉命展示传国之宝九鼎和殷朝的宝玉。《周本纪》的原文是“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

  这第二件事的文化意义非常重大。“九鼎保玉”属于商王室的彝器范畴，特别是九鼎。《汉书·五行志中》：“鼎者，宗庙之宝器也。”西晋孔晁注：“九鼎，王者所传宝。”彝器与祭祀是联系在一起的，而祭祀是国事之首。将展彝器这样重要的任务交南宫适、史佚来完成，说明南宫适堪当重任，同时也说明他对彝器的摆放及礼义价值很是熟悉。当然对这第二件事，《逸周书》之《克殷解》也有不同的记载：“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左传·桓公二年》的记载与之颇类：“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杜预注：“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灭商后把象征王权的九鼎迁置洛邑，而完成这件事的第一责任人正是南宫适。

  第二件事或者是“展”，或者是“迁”，都与处理彝器有关，都将南宫适推向了高光时刻。早期南宫适是“马背上的英雄”，是“纠纠武夫”，同时也是“文化人”，他“展”“迁”商人彝器，无疑将他推上了“国家文物馆馆长”的位置，由此熟悉了商人的青铜礼义文化。这构成了其封国以后文化发展的“基因”。

  晚期南宫适

  所经历的大事主要是南“伐反虎方”，在南国建立一个“君庀淮夷，临有江夏”的曾随国。从文字史料上看，西周初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定为公元前1046年），周天子将召公奭封于燕，将毕公高封于毕（今陕西省咸阳北，当时可抵挡北方狄戎），将姜子牙封于齐，将周公旦封于鲁（起初大概在今河南鲁山一带），唯南宫括的封地不明，不明不等于未封。

  所幸的是，“安州六器”明确记载“隹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是知南宫适奉命到南方“君庀淮夷，临有江夏”，是为“南公”或南国之长。接下来的故事便是：他在汉汭“营宅”，也就是筑城或建国，这就是曾随国。如果是这样的话，曾随国始封公元前1046年。曾国不见文献记载，文献记载为随。随也是大国是周王室震慑江汉“异族”的的战略支点。

  在文献史学上，西周开辟南国的故事，最早的记载是“昭王南征不复”。在他之前的开辟南国之事，现在全无明文可见。不过文献史学缺场的地方，青铜铭文却有了独特价值。周王室殖民行军重地的“南国”，地近于成周。有的直属于周王室，有的分封于诸侯。直属于周王室者，叫“周南”；分封诸侯统于召伯者，叫“召南”。周南在周邦之内，而召南则是统领周畿之外诸侯的方伯，其领袖之国是曾随，所以《左传》说“汉东之国，随为大。”

  傅斯年认为，在武王成王之间，周王室有一个叫召奭的大臣，与南国无关。但是傅斯年不了解的是，此时与南国有关的大臣是有的，他就是南宫适，所以周人开辟南国并非是后起之事。成王之后的南公或南国之伯，在《诗经》中称为召伯虎，此时的南宫适或已不在人世。召伯虎，又称召虎。在《诗经》中，南国为召。傅斯年说，这是因召伯虎之故。《诗·大雅·江汉》咏颂了这个人物的。全诗如下：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釐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

  比较一下曾侯璵编钟钟铭对“南公”来江汉镇淮夷、理江夏的追述，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它虽然与《诗·大雅·江汉》对召虎来江汉事迹的追述大体一致，但比《诗·大雅·江汉》多出一项，即参与讨伐殷商战争。二者的大体一致，我们似乎可以说曾侯璵编钟钟铭之“南公”似乎是“召伯虎”。不过既然曾侯璵编钟铭之“南公” 参与了讨伐殷商的战争，那他就比“召伯虎”要早得多。南宫适可能历了文王、武王、成王三世，这与叶家山墓葬的年代大体在成、康、昭时期可以对接。南宫适可能是首任南公，犺是第二任，而召虎接任南公可能还在犺之后。傅斯年说“成、康时开辟南国之事现在全无明文可见”，这个问题已经由考古学的“物之所言”讲清楚了。“江汉之浒”是南宫适的封地，他创立的曾随国“君此淮夷，临有江夏”之权，故为南国之长。这就可以理解了：何以作为后起之秀的楚国欲观中国之政、尽汉阳之田首先伐随？原来曾随是周室在南方的代表。伐随，其实就是讨周。

  不过为什么《诗经》的南国方伯称召虎，而考古中的南公则是南宫家族，这二者有什么关系，倒是值得思考的新问题。

  在南宫适的三件大事中，“君庀淮夷，临有江夏”一事对曾随文化的形成、南国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在没有曾随文化之前，南方已经有了发达的烈山氏文化，其有学有文，《中庸》以“宽柔以教不报无道”为“南方之强”，故孔子说“南人有言”。南人崇拜神农，夏之前以烈山氏之子柱为社稷神。南宫适及其后代到南国后，与南方民族相融合，他们也崇拜神农，不过却用其先祖后稷（弃）代替了烈山氏之子柱，这就形成了以周文化为宗，兼容烈山的卓异文化。它构成了西周以后的“南人有言”的核心，我们今天称它为“曾随文化”。1978年曾侯乙墓葬发现后，对这个“曾随文化”我们有了全新的认知：它是轴心时代人类罕有的中国南方文化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编钟礼乐文化代表了先秦时期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所能达到的巅峰，而南宫适，正是为这巅峰的形成作出开创性贡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