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丝绸之路、茶叶之路之前，中国青铜时代就有一条“铜锡之路”。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称，古人把青铜当金，铜、锡是铸造青铜必需的物质，这条古老铜路也被称为“金道锡行”。考古证实, 在将铜料从南方运往中原王朝的“铜锡之路”上,曾国扮演了重要角色。 ...
在丝绸之路、茶叶之路之前，中国青铜时代就有一条“铜锡之路”。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称，古人把青铜当金，铜、锡是铸造青铜必需的物质，这条古老铜路也被称为“金道锡行”。考古证实, 在将铜料从南方运往中原王朝的“铜锡之路”上,曾国扮演了重要角色。
苏家垄曾国墓地出土青铜器（修复后）
【苏家垄青铜器铭文 实证“金道锡行”】
近年考古发现及学界研究表明，周王朝的铜料来源主要是南方长江中下游的产铜区，包括湖北铜绿山、江西瑞昌、安徽铜陵等，这些地区开采铜矿、冶炼成铜锭后运往中原，再铸造成青铜器。
专家称，关于青铜原料的远距离运输，有个专有名词对其描述，便是“金道锡行”。这个词最先见于藏于国家博物馆的青铜簋盖。因该器物系传世器，出土地点不明，学界一直有争议。
湖北京山苏家垄周代遗址因首次发现曾国大规模冶铜遗存及出土一批铭文青铜器等重要收获，成为2017年的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入选主要理由是：出土千余件青铜器，有铭文的多达50余件，涉及诸多历史信息，为解开有关中国青铜时代“金道锡行”之谜提供珍贵实证。
方勤称，苏家垄出土的“曾伯桼”青铜器群，“曾伯桼”“克逖淮夷”等铭文内容，与国家博物馆所藏青铜簋铭文相呼应，印证“金道锡行”确实存在，对探讨早期中国铜、锡资源的流通及周王朝经营南方有着重要意义。
曾伯桼壶铭文
从西周早期的随州叶家山墓地，到两周之际的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墓地，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枣树林墓地、义地岗墓地群和擂鼓墩墓群等，曾国出土的青铜器成千上万件（套），加上传世的曾国青铜器，总体数量更多。其中，仅1978年发掘的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就超过10吨。
曾国考古出土大量青铜器
（图为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出土器物）
大量青铜文物背后，隐藏着曾国怎样的秘密？
方勤介绍，铜为当时重要的战略物资，曾国能够获取大量铜料铸造青铜器，与曾国的地位有关。曾国在西周早期立国，属周王室同姓诸侯国，始封地位于古代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随枣走廊上。而随枣走廊正是“金道锡行”的主线路，即铜路的南方线路。曾国因其分封位置及与周王朝的紧密关系，受命于周王朝，承担着控制、运输、管理南方铜、锡资源的职责。“‘曾伯桼’青铜器铭文‘克逖淮夷’，进一步证实这点。”
苏家垄遗址还发现大规模曾国冶铜遗存，包括炼铜炉和铜锭、炉渣、炉壁、范等遗物，展现了铜冶炼、生产、流通、使用诸多环节。“多重证据表明,曾国是‘金道锡行’运输线上的重要转运枢纽。其获取铜料铸造青铜器有‘近水楼台’之便，出土大量青铜器不足为奇。”方勤说。
曾伯桼墓出土大量青铜器
【透过青铜器分量 可知国力之强弱】
苏家垄出土青铜器中，有两件出自女性墓葬的鼎，其形制和纹饰等呈现出淮河流域黄国的风格，专家推测为黄国女子的陪嫁品。
从事科技考古研究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崔剑锋曾说，一眼看出这两件器物重量明显偏轻，相比之下，同类曾国器物用铜更足。他称，铜料在当时是战略物资，铜的拥有量是一个诸侯国国力的直接体现。从曾国出土大量青铜器看，当时的曾国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到了春秋中晚期以后，尤其是曾国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曾国逐步失去了替周王朝掌控随枣走廊这条“金道锡行”运输线的权力。夺走了铜矿资源控制权的楚国，则一路崛起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金道锡行”为辉煌青铜文明奠定基础】
有专家认为，青铜是一种合金，铸造青铜器是一种需要高温条件的极为复杂的物理变化。而在史前时期，生产石器、玉器等是常温条件下的物理变化，通过切磋琢磨等手段改变其外形。“可以说，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具有划时代意义。”
致力于公共考古的学者许宏在提到“金道锡行”时曾称，铜作为当时重要的战略物资，由国家掌控。国家对外赏赐的是独有资源，比如青铜礼器、玉器或是用优质陶土做的陶礼器。而接受纳贡，或用武力获得的，主要为原材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做青铜器的原料——铜和锡。伴随着“金道锡行”通往周王朝的都邑，大量的铜、锡资源运到中原，为创造辉煌的青铜文明奠定了基础。
专家仔细打量曾国出土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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