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时光过得真快，一晃而过，如同白驹过隙。从68年上山下乡来到随县，至今整整半个世纪。人生苦短啊！ 我从70年进厂，亲历了湖北齿轮厂九任（届）厂长执政的公有制时期；目睹了一个国有大型（二档）企业，如何在随县（随州）成长、壮大、鼎盛最后直至消亡的全过程。 ...
时光过得真快，一晃而过，如同白驹过隙。从68年上山下乡来到随县，至今整整半个世纪。人生苦短啊！
我从70年进厂，亲历了湖北齿轮厂九任（届）厂长执政的公有制时期；目睹了一个国有大型（二档）企业，如何在随县（随州）成长、壮大、鼎盛最后直至消亡的全过程。
时不饶人啊！该回首看看我们留下的足迹，回忆那些刻骨铭心的事；那些曾经共同奋斗过的战友；那些曾经为湖北齿轮厂奉献过青春年华，挥洒过血与汗的我们这一代人！
踏进热土
记得那是1970年十月的一天上午，我们公社首批被湖北齿轮厂招工的知青，在公社门前集合。
前来送行的各生产小队的贫下中农，各自帮各自小队的知青登上齿轮厂的一辆解放牌卡车，然后依依道别。道别的人群中，有贫下中农落泪的，也有知青落泪的。
卡车沿着崎岖的山区公路，晃晃悠悠地开了好长时间，临近刹黑，卡车终于在一个灯光明亮的地方（当时的厂中区食堂，后改为设备库）停下。
“行李莫慌下，先吃饭！先吃饭！”司机大声嚷嚷道。我们从内心感激开车的师傅。
瞄着食堂里的窗口，我们争先恐后，叽叽喳喳地奔去。一个体态肥大而面善的大师傅大声连呼：“伢们，伢们！莫慌，莫慌！一个个来。吃不够，还可以加”。
我加了两次面汤水。那个面哟，我终生难忘——猪油葱花面！
很快，我便晓得这位大师傅的外号——“龚胖子”，宜昌人。他的名字，厂里很多人不知道，至今我也不知道。但是在齿轮厂内一提“龚胖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进厂的第一夜，记不清在哪夜宿。只记得走出食堂，四周一片漆黑。凭借附近房舍透出的亮光一个接一个摸到一个很大的芦席棚边。大棚里面倒明亮，长长的几行通铺，已有很多人入睡。
初到生处，不敢造次。很快，各自寻找空位，展开铺盖，小声叽喳闲扯了几句，便呼呼啦啦的进入各自的梦乡。
次日清晨，一阵阵军号声打断我们的美梦。蓦然惊醒，不知身在何方。
走出棚外，我深深吸了一大口甜丝丝的新鲜空气。这空气极像我曾呆过两年的地方——随县三里岗区新集公社新荣大队四小队“粉行湾”的空气。“粉行湾”是四小队最大的湾子，仅四户人家，其余大都是独户湾。这些湾子散布隐藏在一条S形山冲的左右两边，整个小队座落在大洪山山脉末端的一侧。从四小队后山爬上山脊，以山脊流水分界，一过“寒婆崖”，便是老省长张体学曾蹲点过的大洪山区安全大队的领地。
最后一遍晨号响过，她那美妙悠扬的回声仍然在山冲里回荡，在耳边萦绕……
“鄂齿”的晨号，虽然它不是真吹，而是用高音喇叭播放出来的，但对于一个刚刚从深山深处走出来的山里人，听惯了山区老队长每日清晨上工时那种原始、嘶哑、拉长音调、带野性的吆喝声，此时，我耳中的“鄂齿”晨号就是天籁之音！
“鄂齿”用军号声指挥全厂职工上下班的习惯，从她在备战时期搬迁到随县的60年代末开始，一直坚持、苦熬到湖北齿轮厂这个国有大型（二档）企业彻底消亡的90年代末，除非停电，其间从未中断。
临近七十，我有些耳背，常出现耳鸣。耳鸣时，老队长嘶哑的“上……工……啰……”的声音和“鄂齿”的晨号声常在耳中廻鸣。
天已大亮，这才看清我们昨晚居住的大棚方位：就在总厂办公大楼对面下边农村湾子里的稻场上，与办公楼相距约百余米。大棚旁边是省建筑工程队（代号504）的食堂，不久“504”撤走，后成为齿轮厂的中区食堂。
我们的大棚就是“鄂齿”新工人二连男生的居住营地。
入厂第二天，新工人二连的全体战士在“鄂齿宾馆”（当年没有）的那块山顶坪场上接受厂领导的训话。训话时间很短，就厂长一人讲话。厂长身边站立着几位态度严肃，身穿绿色军装的军代表。
厂长个头不高，但很粗壮。从外形体态上看，酷似当今朝鲜的金正恩委员长，连走姿都像。不同之处是厂长皮肤较黑，唇上留着短短的胡须，发型不如金时髦。
厂长一开口，就把我们给镇住了。
“我叫刘德君，是你们的厂长……文革时期是走资派，挨过批斗，坐过“喷气式飞机”……你们过去都是红卫兵小将……现在进厂了，要向工人阶级学习，抓革命、促生产……学徒三年期内，不准谈恋爱……”
他的声音似乎是从鼻腔和腹腔中发出来的，很厚很浓，语气虽重，但一口东北部队的普通话，着实吸引人。
年少时，我就喜欢画画，喜欢画画的人就喜欢观察，喜欢观察的人都注重第一印象，或者叫“瞬间的第一眼”，类似摄影中所谓“抓拍”、“抢拍”之感觉。
刘德君厂长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言语幽默，善演说，有魄力和感召力且具霸气，绝非庸人之辈。
我们的新工人连
在那个“备战备荒”，“随时准备打仗”的严峻历史年代，厂内的编制，全按部队的叫法：车间叫“连”，大组叫“排”，小组叫“班”，车间的党支部书记称之为连指导员。
70年进厂的这批知青，是“鄂齿”史上在短期内招工人数最多的一次。
为了便于管理，总厂给予了他们特定的番号：“新工人一连”和“新工人二连”，并配备了连长和连指导员。70年后进厂的各届知青大部分是“新三届”，在厂内统称新工人连，再无一、二连之分。
我只记得，当时的新工人一连、二连的连长是由我们知青自己推选出来的知青，而连指导员，由总厂指派。
连指导员是在汉老厂招收的省技校、厂技校中挑选出来的党团员，进厂时间比我们早一点，年龄与我们相仿，都未婚。知青有些嘻嘻哈哈，而她们的面孔严肃、认真、负责。
新工人一连比新工人二连早入厂约一个月。一连的男生大部分住在尚未封顶的男生“三层楼”。
新工人一连的主体是来自武汉二中和黄陂、随县本地的“老三届”知青。
新工人二连主体是来自武汉40中、20中、铁中、“二七”中学的“老三届”知青。
二连特定的编制、番号在“鄂齿”史上存在的时间极短，但他们的作用巨大。当时，犹如一股湧湧的新鲜血液注入“鄂齿”的躯体之中，使初建时期的齿轮厂一下子充满活力，变得青春焕发，朝气蓬勃！
70年代后期，他们之中已有不少人开始担任齿轮厂生产、技术、质量等方面的中层干部，又过几年，又有一些人走上厂部领导层，如原齿轮厂副厂长，党委副书记张学庭就是新工人一连的战士，后调到棉纺任厂长和书记。
在新工人二连临时居住的大棚即将拆除的前夕，厂组干科科长唐厚春找我谈了一次话，时间很短。
唐科长，湖南人，一口浓浓湘音的普通话亲切而又温和。首先他问我愿不愿意干“木模”这个工种，我有些懵。他接着说：根据你在农村的表现，厂里早知道你会木匠，听说你还参加了新集公社的农具改革会战，就你一名知青，是吧，不简单啊！更让我惊讶的是，他竟然知道我的绰号。他看我还有些懵，便和颜悦色的继续说：我看你行，木模是个好工种，有人想都想不到呢！我不住的点头。
说实话，我当时根本不知“木模”是何物，只知道木匠是做什么的。当年探亲回汉，赶紧买了本厚厚的《木模工》的书。书保存至今。
谈话后的第二天，我便接到通知：到一连铸造排、木模班报到。
当时，铸造车间尚未完工，铸造排暂归一连（锻造车间）管辖。
一连连长江福安，一个精瘦有力的汉子，脾气大。在我下到一连木模班后，听过江连长的一次训话：他说他有功夫，曾在日本兵的刺刀下，眼都不眨。一连的战士都有些寒他。
江连长的爱人姓汤，在厂中区幼儿园工作。七、八十年代还带过我的两个儿子。她心地善良，工作负责，我们都亲热的称呼她汤伯伯。去年在随州城里碰见她，80多岁了，身板硬朗，头脑清晰，说话清楚，她还记得我和儿子的绰号。真是好人有好报啊！
那时，厂区内工、农、商人员混杂，总厂既无财力，又无精力围院墙。虽有基干民兵，“棒子队”巡逻，但对于“鄂齿”“辽阔”的厂区，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暇顾及，尤其是夜间。
于是，铸造排的团支书和我主动请缨自愿承担一连区域的护卫工作，在铸造车间旁的一个山口，紧贴一根很高的水泥电线杆，自己动手搭建了一个小芦席棚。
小棚远看极像山顶上一个哨卡，站在小棚门口，可以观望铸造、锻造两个车间的全貌。
团支书是个中专生，一个忠厚老实的老好人，平时胡子拉渣，不修边幅，他与我同龄，我们在小棚里居住了较长时间，至到1971年金相化验室建成，我们才搬过去。
齿轮厂东部的金相化验室是个长条形的砖混结构的平房，机瓦顶。它建在锻造车间后面的山顶上，紧挨铸造车间。
平房内有三间单身男生的住房，每间可住六人，平房中部，有一间双开门的库房，库房中央有一张乒乓球台。库房内有门，可直通金相化验室、金属材料力学性能检测室和化学药品小库房。
平房外搭有一长条简易阳棚，棚下有一水池，水池中央安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平房内无厕所，外面也无公厕。都是男生，可以满山遍野的自由拉屎拉尿。
这样优越的居住条件，很多人都想来住，但必须经过铸造、锻造车间和检验科的领导同意方可进居。
在平房里居住的男生，最多时也没超过十人。他们都是三个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安排进来的单位骨干。
齿轮厂宣传队
齿轮厂宣传队的全称是湖北齿轮厂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厂内就叫宣传队。
齿轮厂宣传队，在70年代初的随县地区，那是相当相当有名的。
她之所以能如此出名，怎么样也离不开两个人，那就是齿轮厂的军代表王杰，厂长刘德君。
那时，就听说王代表在8228部队就酷爱文体；那时，就听说刘厂长是从部队一个文工团转业的干部。
刘德君特别爱才。随他来随县的一拨人，数量不多，但个个了得。在我们这些毛头知青眼里个个都是响当当人物，称得上“角”。
这拨人中，有手艺精湛的老师傅；有省体工队的无线电遥控、体操、射击、航模、划艇等项目的健将和全国大赛中获优秀成绩的选手；有省戏校的编剧，省歌的号手……
这拨人，在齿轮厂初期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是我们的前辈，称得上是“鄂齿”的“开厂元勋”！
齿轮厂很重视文艺宣传，因为那个年代，她能代表“抓革命”。
每逢元旦、五一、七一、八一、十一、春节，有演出任务时，厂部会提前通知，把宣传队员们召集起来脱产进行排练。
在齿轮厂大礼堂未建成时，排练常在总厂办公楼下面湾子里的稻场上或“504”的食堂里。
齿轮厂宣传队之所以在当时的随县出名，她得益于她的前辈；得益于那些具有省级专业水平的老师；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王、刘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在我印象中，民乐乐器，县剧团有的，我厂都有；县剧团没有的，我们也有。西洋乐器，县剧团好像全没有，因为她们主要演出的剧目是随县花鼓戏。
我是音乐的门外汉，在宣传队的熏陶下，至今尚存的记忆中，当年我厂宣传队就拥有大提琴、小提琴、长笛、短笛、黑管、双簧管、萨克斯、小号、元号、拉管、洋琴等西洋乐器。
尤其是宣传队乐队出场的架势、阵势、呼啦啦一排。首席小提琴手万学木师傅那油亮的大甩头，那大师般的风度、派头，在我眼里，就是与当今相比，也差不了多少！
乐队坐定，乐队指挥徐（许？）世康稳步登上指挥台；他手拿一根银色细棒，先左、右两边一压，然后双手猛的一抬……顿时，全场鸦雀无声。那个姿势和气派，在当时的随县，我还真未见过。
再说舞蹈：齿轮厂的舞蹈演员都是董老师（体操运动员）手把手教出来的。当年，能排出芭蕾舞剧《白毛女》在随县可以说是罕见的。还有一个反映越南游击队、抗美斗争的现代舞剧（剧名记不清了），当时曾轰动随县城。
当年，随县的现代京剧（样板戏）演唱高手就在齿轮厂，他叫梁正国，新工人二连战士。每当他唱到“……泰山顶上一青松啊……啊……啊……”冲天的高音部时，台下一片喝彩：好！……好！
齿轮厂男高音的头块牌高琦，新工人二连战士。他那高亢而甜美的歌声，让人为之倾倒，他征服了当年的随县观众。其实他当年还不会识谱，全靠模仿。可惜，没过几年，就被“省歌”看中，不久就抽调走了。
每次演出，前幕徐徐拉起，一个朴素端庄的报幕员从容的走到舞台前沿的中央：“湖北齿轮厂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她吐字清晰，一口标准纯正的普通话，字字句句打动人心。
她是我一期“工大”的同学，退休后仍在武汉老年人大学任教至今。今年五月通过微信向我发来她的朗诵并制作的作品《邂逅黄姚》，其朗诵水平绝不低于省台主播。
说到这里，有人会认为我太吹呼齿轮厂了。朋友，请你相信一个古稀老人的亲闻、亲见。
那时，宣传队每次演出，有三个非演员人物必须全程参加。一位是龚邦国、厂工会专职宣传干事，在厂内称之为龚大师；第二位是张工（现网名），电工；第三位便是我，主要负责道具制作。
每次装台完毕，我便得空闲，常跑到观众后排观看舞台布置和演出的整体效果。在我印象中观众评说齿轮厂不是的，几乎没有，而埋怨、鄙薄自家厂的却不少。他们都带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就像现今的国人评说国足一样。
一是一，二是二，齿轮厂也有弱项，如篮球就不咋的。实事求是的说，当年在随县的工厂企业，棉纺厂篮球队应居首位。因为棉纺厂拥有来自武汉二中校队的核心队员，如“郎吉”、“芭蕾”、“皮克”等队员。
排在第二的应该是县农机厂篮球队。县农机厂的阵容则是以武汉40中原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如“老黑”（农机厂称“大黑”）、“骗子”、“赌博”、“大麻子”等。
（注：文中出现的外号、绰号都是真的，真姓名大部分忘了，请见谅）
在随县能与8228师部篮球队匹敌的仅此二厂，其他厂队上不了架子，包括齿轮厂篮球队。
刘德君厂长的记忆力非常好，车间好多人的名字、甚至外号、小名，他都记得，宣传队员的名字那就更不用说了。
他常和王代表并排在车间巡视，不时用小名或外号叫唤工人。与他很熟悉的工人，有时说溜了嘴，说出他的外号——“刘大肚子”，他也满不在乎。
每次外出演出，王杰、刘德君几乎都到场。开演后，他俩喜欢到观众后排走走，听听观众的评价和意见。
王、刘两人确实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好手。
齿轮厂宣传队在“鄂齿”史上存在的时间也不长，接近1973年，宣传队的名字消失。
宣传队对“鄂齿”精神文明建设和促进军民关系以及各兄弟企业之间相互沟通、学习、交流等方面作出较大贡献。
我（们）的大学
——湖北齿轮厂“7.21”工人大学
1973年全国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周总理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并提出机械工业要把“质量第一”作为指导生产的方针。
当时，我厂搬迁至随县后，生产规模迅猛扩大，急缺工程技术人员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得不佩服刘德君厂长的远见卓识；不得不佩服他的敏锐机智；不得不佩服他敢为人先的魄力！
1973年元月，以刘厂长为首的厂领导层（军代表已撤走）断然决定：以“厂办校助”的形式，在省内率先创办企业内部全脱产的大学——湖北齿轮厂“7.21”工人大学。
当时，全国各大专院校都未开学，教授、讲师们不是在“五七干校”、“牛棚”里接受改造，就是在各自院校里“打杂”。荒废人才，荒废时光的日子，他们早就憋不住了！
齿轮厂获“天赐良机”，凭借毛主席“7.21”指示精神的东风，在极短时间里与湖北省农机学院（后为武汉工学院，现为武汉科技大学）密切沟通，两好合一好，一拍即成。
厂校双方，就办学目的、学制、教学大纲、课程设置等达成高度共识并明确了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校方承担教学大纲的拟定及各课程的所有师资力量的提供，厂方承担教学场地、师生宿舍及所有教学费用。
校方要求厂方提供的招生对象必须具备高中或相当高中水平的工人；必须经过严格的入学考试，择优录取；考试的题由“武工”教师拟定……
1973年二月，一个新生事物在齿轮厂子弟学校诞生。她就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大学——湖北齿轮厂“7.21”工人大学。我有幸踏入齿轮厂一期“工大”的校门。
一期“工大”学员共32名，男学员21名，女学员11名。学制定为三年，全脱产学习。
开设的课程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析几何》、《高等数学》、《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及钢铁热处理》、《电工电子学》、《电力拖动》、《晶体管电路》、《工程力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与零件》、《金属切削原理》、《刀具设计》、《工艺装备设计》、《齿轮原理与制造》、《金属切削机床》、《液压传动》、《机器制造工艺学》、《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等21门课程。
师资力量的配备，说出来叫你羡慕：任课老师中，正教授两名，副教授8名，讲师16名，辅导教师（助教）4名。师生之比几乎达到1：1。
当年，齿轮厂子弟学校的教室、教师宿舍业已建成，新一代子弟尚少，学校空房较多。学校两栋教师居住的两层楼房，靠西边的一栋便成为一期“工大”的师生楼。楼上住“武工”教师和女学员，楼下全部住男学员。
楼下前面有一块平沙地，它是一期“工大”的羽毛球场，每天下午四点以后，这里便是他们的“拼杀”场地。
“工大”一期的学习生活确实紧张而又快乐。“武工”的教师们都很惬意。
每日清晨，老师们在附近山上晨练，跑跑步，打打太极。常常碰见村民手拎的土鸡、野鸡，手挎竹篮里的土鸡蛋或鲜活鱼虾。
“子校”离厂西区食堂较远，他们常在楼上烧烧小灶，改善伙食；打打牙祭，享受山野美味。他们常说齿轮厂是个好地方，颇像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与武汉相比，少些嘈杂，多些清净。
军代表撤走以后，省厅给齿轮厂又派来新的厂领导，据说行政级别比刘厂长还高。
那时，正是白卷英雄张铁生甚嚣尘上之际，邓公再次下野，全国掀起反资本主义复辟的浪潮。
刘德君常到“工大”走走 ，他喜欢与一期“工大”的学员聊天、开玩笑。一次，学员向他反映：厂里有人说“工大”一期学员只顾埋头读圣贤书，忘记了阶级斗争这个纲，走白专道路……
他眼一瞪：胡扯！他们懂什么，别理他们……你们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你们就是齿轮厂的黄埔军校一期！……
“黄埔军校”，这个在我们中学时代政治、历史课中都熟悉的名字，不论是正说、反说，不论是国共两党如何惨烈厮杀，但只要提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人，国共双方都要肃然起敬。那可是中国近代史上使国人佩服、仰慕的响当当人物啊！
一期“工大”学员的班长，党员，他是省体工队的老高中生，年龄与“老三届”知青的年龄差不多。他头大体大，绰号“大头”，在班上很有威信。
那个时候，厂里有些干部常到“工大”吹风，鼓动学员走出课堂，“掺和”厂内“革命斗争”。
班长说：妈的！文革时期我们受蒙蔽，现在再上当受骗，那老子们都是个苕！大家都赞同他的观点，一期学员都未“掺和”，从未写一张“大字报”。
当时厂领导层两种思潮，两种对立观点（即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生产放在第一位）的分歧日益凸现，内部矛盾日趋激烈。
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环境巨大压力下，“工大”何去何从？毛主席“7.21”指示的道路是否坚持走下去？着实令人担忧。
那时，国内很多大专院校业已开学。不经考试，靠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大批涌进大学的校门。
“武工”校内的师资吃紧，开始回撤自己的教师。校方理由正当：一期“工大”的基础课、专业课的教学任务已全部完成，并且这批学员入校前已具备两年以上的工厂实践经验，另外从学员入学前文化水平和在校学习的成绩看，一期工大学员的水平已超过当时的社会大学学员。
后来，省厅为平息齿轮厂内部之争，双方各打五十大板，都调走，重新下派了第二任厂长。
后来，听说刘厂长调到湖北电机厂任几号副厂长。过了几年，听说他病重，不久传来逝世的噩耗。
想象得出来，按我们这位厂长那种“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脾气、霸气，在日后的工作中是很难站立的，很容易被击倒。但我深深的缅怀他——湖北齿轮厂首任厂长刘德君。
接任的厂长也很明智，他选择了前任领导的道路，咬紧牙关，顶着风雨，继续坚持厂内办学。
厂部从刚毕业的一期“工大”学员中挑选了四名学员留校任教，又从全国各地网罗了好几位文革前毕业的正牌大学生，艰难的搭建起二期“工大”的教学班子，并预期开学。
第二期“工大”招收学员共30名，男学员25名，女学员5名。他们都是从各分厂、各机关科室推荐选拔出来的优秀职工。
这时，二期“工大”的教学区搬到齿轮厂劳动服务公司的大院内；学员的生活区迁移到齿轮厂发电站上面的两排平房的大院内（后为九分厂）。尔后，三期“工大”的学员也在此度过。
“鄂齿”第三期“工大”开学之际，邓公再次复出，高考制度恢复。
三期“工大”的学员入校前必须经过入学文化课考试，凭分录取。只不过考试试题由厂内自己拟定。
第三期“工大”学员共37名，男学员35名（含为“省改”代培的7名男学员），女学员2名。
这样，截止1981年12月底，湖北齿轮厂“7.21”工人大学，一、二、三期共培养了机制专业的学员共99名。
按中国的传统习俗，这真是一个很大、很吉利的数字。
鼎盛与消亡
按历史的规律看，古今中外，鼎盛之后，必是消亡。
回忆齿轮厂的鼎盛时期到彻底消亡的这一段历史是非常痛苦的，心如刀绞！
回忆这段历史，很难绕开一个人，他就是湖北齿轮厂第六任（届）厂长刘子祥，外号刘大胆。
在齿轮厂搬迁到随县的那段艰苦创业的初期，他已崭露头角，在厂内已有名气；他黑瘦黑瘦的，常戴一副眼镜，显得精明强干而睿智；他很注重仪表。
在我们刚进厂的时候，他已担任齿轮厂基建指挥部指挥长，是刘德君厂长的得力干将；他和基建连的十几位老前辈们日夜苦战，在齿轮厂创业初期的各项工作中立下汗马功劳。
80年代初，刘子祥在前几任厂长艰苦创业所取得的成绩基础之上把齿轮厂推到她的鼎盛时代。
鼎盛时期的湖北齿轮厂，在生产规模上，总厂已拥有十个分厂（外围紧密型的分厂还不算），产值上升，品种扩大；由原来仅生产单一齿轮零件发展到生产齿轮部件、总成等系列产品。
那段时期，相继开发、生产的新产品有巴基斯坦螺伞，EC140-Ⅰ、-Ⅱ型汽车变速箱和取力器；EC180型、EC350型船用齿轮箱；大速比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等系列产品，不少产品荣获省、地、市级科技进步奖。
那时，各分厂夜间灯火通明，加班、加点，职工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工作者、标兵等优秀人物。
那时，齿轮厂“工大”毕业的一、二、三期毕业的学员在这个时候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不少学员这时已磨砺成为厂之栋梁，厂之中坚力量。
鼎盛时期的齿轮厂搞得蛮红火，很多厂内标志性建筑都是在那个时期建设、建成的。如齿轮厂的仿古门楼、龙墙、科技大楼、功臣楼、蝴蝶楼……
那个时候，很多方面齿轮厂都走在前列，创造了多个随州第一的事物和景观。
第一个在省内设立了“湖北齿轮研究所”；
第一个在随州挂起了“随州市微电子技术中心”的牌子；
第一个在随州建成企业内部的科技大楼（按日本福田公司办公大楼的缩小版建造）；
第一个在随企业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了一部反映改革开放的电视纪录片——《急流》；
第一个在随州用小钢炮向夜空发射五光十色的烟礼炮，在随州城里都能观看得到。
那段时期，齿轮厂先后招工两批 ：一批是随州职大（机制，财会，文艺）的毕业生；另一批是黄陂体校的学员，他们都为“鄂齿”的荣耀添光加彩！
这时的鄂齿乒乓球队，女篮的名声甚至超过70年代初的鄂齿宣传队；乒乓球男、女单打，团体和女篮在随州、襄阳地区获冠如探囊取物……
齿轮厂鼎盛时期的景观，着实让人羡慕。
第七任湖北省齿轮厂厂长曾庆孝，党委书记刘宏，他们都曾是新工人一连的战士。此时此刻接任，可以说是临危受命、担子千斤重！
那个时候，齿轮厂各类人才大量流失，高尖人才全部走光。此时的总厂的五总师（工艺总师、质量总师、机械设备总师、总经济师、总工程师）的重担全部落在厂工大的一、二、三期毕业的学员肩上。
那个时候，齿轮厂鼎盛时期的大幕已开始下落，一步一步向消亡靠近。
那时正逢随州也处在改制改革的“攻坚战”阶段，市领导紧迫而焦虑。常从南边请演讲团来随州作报告，传经送宝；常召集所属企业学习南边改革开放的经验，解放思想以加快随州改革开放的步伐。
在一次市领导召集的会议上，一位领导讲激动了，大声埋怨随州的企业干部思想僵化！胆子太小！步伐太慢！……总之是属下无能！讲完后，还要入会的企业发言表态。齿轮厂是随州的大厂，大厂要带头发言。
青少年时期，我就怕开会，虚话不会讲，口号又不愿喊，加上当时心里憋屈的慌，以前说我厂超前，现在又说我厂落后……心想：话是人说的，屁是人放的，都是为了出气。最后我总算憋出一句话：莫说随州无能，如果小平同志的圈划到随州的头上就好了！入会的人都笑了，包括那位领导。
齿轮精神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方正中位置有一个醒目的齿轮，她如同一块坚实的基石托起我们的祖国，她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
2017年4月14日，我请了三天假，和一群在随州的五车间“齿轮人”奔赴大武汉参加湖北齿轮厂五车间老朋友聚会。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汉口火车站。在五群主罗永红及其“组委会”的精心安排下，用他们的私人小车接我们到一家餐厅，欢迎随州一行“齿轮人”的到来。晚上，又安排了很舒适的私人空房住宿，一切让我们这群随州的“齿轮人”享受到宾至如归的大家庭幸福！
4月15日上午九时许，在武汉江滩武汉关入口处会集，那场面、那情份，让我这个“山里人”震撼！他们个个精神焕发；她们个个鲜艳靓丽！完全不像六、七十岁的人。
这就是“齿轮人”！这就是“齿轮人”的精神气！他们是一群打不垮、扯不散，极富战友般情结的哥们、弟们、姐们、妹们！
这就是团结、向上的中国工人阶级！
我是以齿轮厂五车间（五群）女婿的身份加入五群的，入群不到一个月，我又相继加入了几个其他齿轮群。各群大体状况一样：热烈、热闹、热情。一派欣欣向荣，积极向上的景象，其氛围超过我中学时代的同学群。
同学群与“齿轮群”相比，有些大相径庭。也可能是“50年一碰”的同学已是各阶层人士，每个人的经历、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差异。聚会时即亲热激动，又有些陌生。
五群的一些活动和做法，我极为赞赏：他们每次聚会均采用“AA”制，即平摊，不论贵贱，且财务公开明示。我很欣赏这种公平、公正、公开的平等精神。
五群友常回随州看望齿轮厂的战友和即将消失的湖北齿轮厂。
最让人感动不已的是他们还用自己微薄的退休工资，以“凑份子”的方式资助处于困境的齿轮战友。
2018年4月7日，在齿轮厂三、七车间联合举办的聚会上我见到了齿轮厂元老、已过80高龄的高文寿副厂长及夫人，他俩相互搀扶，仍然保持当年文静、慈祥的面容，依然保持着“文寿”之风；我还看到几位坐着轮椅的老一辈“齿轮人”；看到当年宣传队风度翩翩的首席小提琴手万学木师傅现场演奏…… 更有幸的是我见到“刘大胆”——刘子祥厂长，他已是80出头的老者了。
他依然保持着一种不倒的自信姿态；仍然穿着得体、时髦；仍然保留着当年的豪气。
2018年4月15日齿轮厂五车间老朋友聚会仍在武汉江滩举行，参加的人数已逾百人。
在江滩合影完毕后，接着在宾馆里的小舞台上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体节目：舞蹈、合唱、独唱、太极、武术……样样都有。使我大为惊讶的是原来年轻时在齿轮厂不唱不跳的人，现在，歌唱的如此之甜美，舞跳的如此之潇洒！
我以为，这也是一种齿轮精神，一种生死犹荣的精神和境界！
我曾向在随州的齿轮人说过：我是“汉裔随籍”人，只要还爬得动，随州，我肯定是要回的！随州城里的陋室不租、不卖！因为我父亲的坟头至今还在湖北齿轮厂的水塔山上，母亲的骨灰盒和灵牌尚在随州陋室的书房内。你说我能不回吗？
忘不了啊，魂牵梦绕的随州！忘不了啊，曾生活、战斗了半个世纪的地方！忘不了啊，那个座落在涢水河畔白云山乡冷泉冲里美丽的湖北齿轮厂！忘不了啊，那片难以忘怀的热土地！
“鄂齿”精神不灭！齿轮精神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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