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繁到范钦：大随两任行政长官的藏书情怀

宁波城市形象口号“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中的“书藏古今”，指的就是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作家余秋雨的散文《风雨天一阁》更是让这里名震一时。

而天一阁的创建者范钦，在27岁考中进士后，第一个职务就是担任随州知州。此时的范钦风华正茂，踌躇满志。

一个27岁的年青人，面对随州这样一个文化重地，一定会有很多的感慨吧？要想治理好一个地方，首先需要了解这个地方的文化和风土人情，而阅读地方史志就是最好的途径。从地方史志中了解民风民俗，从科举名录中获知人事变迁，从政书、奏议中关注时事政情汲取经验教训。

他遍寻随州藏书，有时候会因为发现一个顶级善本而感动不已，为体悟出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厚重内涵而热泪盈眶，有时候也会因为发现很多史料残缺不全而心痛不已：曾经鲜活人物、辉煌的历史，在时间的长河中相继湮灭，无迹可寻。他可能也曾为唐代李繁的藏书散佚而惋惜：丢失的不是书籍，是破译一段历史的密码。

他可能也想到了那个叫伏生的大儒，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冒死将儒家大成之作《尚书》藏于山中，经典才得以流传。

总之，到随州之后，他想当一名藏书家，而历史也特意要安排他担此重任，于是把他安排到华夏文明之源的随州，进一步激发他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以至于萌生了想收尽天下好书、赓续中华文脉的愿望吧？

作为随州知州，他更注重随州文脉的延续。他组织编纂地方史志、收集整理文献资料，修复文物遗迹，重修神农庙宇，并在《神农洞天碑记》中写道：惟炎帝神农古迹著本州厉乡之烈山，山下有神农庙，庙中有神农洞，即号“洞天之所”。皆为上古遗踪。其势苕峣，其形磅礴，水绕山环，地灵人杰。

工作之余，他开始收集书籍。或许与他在随州的工作习惯有关，每到一地，他总是非常留意以前不为藏书家重视的各种地方志、文书、历代科举考试名录、各地刻印的诗文集，如《军令》、《营规》、《大阅览》、《国子监监规》等官书，属当时的“内部资料”，他的这种选择，使他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名不可替代的藏书家。因为他不像别的藏书家那样“唯宋是瞻，唯古是拜”，体现了独特的眼光，留存了别人没有的东西。

后来，范钦官至兵部右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明嘉靖三十九年,在严嵩父子专权、宦官当道的朝局中，54岁正当壮年的范钦选择激流勇退，去职还乡,结束了30年的宦海生涯。

回乡后，他用5年时间在家宅之东修建了一座藏书阁，将毕生所藏汇集于此，取名“天一阁”。一个官员告老回乡了，一座天一阁矗立起来了。从做官的角度看，范钦并没有如同时期的张居正、戚继光一样留下显赫的名声，而作为藏书家，他却光耀千古。

余秋雨先生说：范钦给了我们一种启发，一生都在忙碌的所谓公务和事业，很可能不是你对这个世界最主要的贡献，请密切留意你自己也觉得是不务正业，却很感兴趣的那些小事。

为妥善管理和保存书籍，范钦立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外姓人不得入阁“、“不得私领亲友入阁”等制度，避免后世将藏书视为遗产进行再分配，防止书籍遭到破坏或散落、丢失,并建立了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了天一阁特有的藏书文化。

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下旨征集藏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六百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百七十余种列入存目”。范钦的个人藏书与国家藏书终于建立了联结，也与中华文明的延续直接建立了联结。

范钦去世时，天一阁的藏书数量已经有7万多卷，都是宋、元、明的刻抄本，成为研究历代政治、经济、人物的珍贵材料。明末清初以来，由于战乱、偷盗和侵吞，天一阁的藏书持续减少。直到新中国成立，天一阁得到整修和维护，许多书籍物归原主。即使如此，天一阁仍然是我国乃至亚洲现存最早的图书馆。著名学者余秋雨发出喟叹：“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多年以后，我们阅读着典籍，寻觅着随城曾经的故事，依稀看到那些藏书家模糊的身影，为他们用毕生的时间和精力传播文化、保存文化的精神所感动，这在任何时代都是非常可贵的精神!

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难道是因为喜欢那些纸香吗?难道是因为喜欢溯古追今吗？我们不过是想透过历史的脉搏，感受中华文化的浩瀚和中国文人的风骨，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的文化才得以薪火相传，缕缕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