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敌对到融合——曾、楚关系之新证

2022-09-23 15:24

摘要:   在曾国700年的历史中,曾、楚关系一直贯穿始终。本文通过考察系列曾国考古发现新材料,把考古发现的曾、楚关系实物,与文献中随、楚关系记载进行对比研究,使曾、楚关系更加清晰明朗。   古代曾国,这个地处西周南土边关的诸侯封国,由于史籍乏载而默默无闻。因...

  在曾国700年的历史中,曾、楚关系一直贯穿始终。本文通过考察系列曾国考古发现新材料,把考古发现的曾、楚关系实物,与文献中随、楚关系记载进行对比研究,使曾、楚关系更加清晰明朗。

  古代曾国,这个地处西周南土边关的诸侯封国,由于史籍乏载而默默无闻。因为四十年前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的横空出世,在学术界引发了“曾随之谜”争论而名扬天下。又因为近年来的系列考古新发现,使曾国的历史文化面貌更加清晰完整,曾随之谜宣告破解,曾随一国二名盖棺定论。

  西周实行分封制,其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周王的开国重臣都封于战略要地,据守四方,周公封鲁,姜太公征伐东夷,召公封燕,驻防北狄,毕公封西陲,防御西戎,南公封于南土,监视南蛮。而周天子则坐镇中原,号令天下。

  位于随枣走廊的随州,北有桐柏山横亘鄂豫,南有大洪山雄镇荆襄,素有“荆豫要冲”、“汉襄咽喉”之称。这里是商周时期的南土门户,是中原王朝“俘金”和“南征”的必经通道。周王派嫡系开国功臣南宫适到这里筑城立邑,建立曾国,“君此淮夷,临有江夏”。如此重要的汉东大国,史书典籍却乏于记载,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就是曾、楚关系的战略转化问题。

一、史籍中的随、楚关系

  在曾侯乙墓发现发掘之前,史书中零零碎碎可见关于春秋时期随国的一些记载,但也只是作为楚国崛起的陪衬,随国在随楚关系中一直处于弱势防御和屈从附庸的地位。

  《左传·桓公六年》(前706年、楚武王三十五年):“楚武王侵随……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史记·楚世家》:【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蔽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

  《左传·桓公八年》(前704年、楚武王三十七年):“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战于速杞,随师败绩,随侯逸。……秋,随及楚平。……斗伯比曰:……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

  《左传·桓公十一年》(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遂败陨师于蒲骚,卒盟而还。”

  《左传·庄公四年》(前690年、楚武王五十年):“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斗祈、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济汉而后发丧。”

  《史记·楚世家》:“【楚武王】五十一年(前690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杜敖五年(前672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杜敖代立,是为成王。”

  《左传·僖公二十年》(前640年、楚成王三十二年):“随以汉东诸侯叛楚。冬,斗谷于菟帅师伐随,取成而还。”

  《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年、楚平王四年):“吴伐楚。……战于长岸。……大败吴师,获其乘周余皇。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

  《左传·定公四年》(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王奔郧,……斗辛与其弟巢以王奔随。吴人从之……(随人)乃辞吴曰: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楚竟,敢不从命。吴人乃退。……王割子期之心,以与随人盟。”

  《春秋·哀公元年》(前494年):“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杜预注:“随世服于楚,不通中国。吴人入楚,昭王奔随,随人免之,卒复楚国。楚人德之,使列于诸侯;故得见《经》。”

  高士奇在《左传纪事本末》评论:“夫随之为国,限在方城内,于楚尤逼,而能屡抗楚锋,独为后亡。”

  通过这些史料的罗列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汉东大国随国,面对楚国的强势扩张称霸,最初敢于屡抗楚锋,继而盟誓屈从,并救楚昭王于危难之际,最后不得不依附于楚,融合入楚,为楚文化注入强劲的活力因子。

二、曾侯乙墓揭示的曾、楚关系

  史籍对随国的记载仅限于春秋时期,至于它的始封年代、族属世系、最终结局都无从考证。历史的长河大浪淘沙,只为强大者和胜利者树碑立传,众多的小诸侯国就这样湮没于黄尘古道,为后世留下无尽的谜题和猜想。

  一个偶然的时机,1978年夏,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破穸而出,其规格宏大豪华,随葬器物品类齐全,精美绝伦,蔚为大观,至今未有超越者。特别是65件曾侯乙编钟,被誉为“世界奇观中独一无二的珍宝”,“是今天能听得懂的古代声音,是世界能听得懂的中国声音”。其中心位置悬挂的是一件楚惠王赠送曾侯乙的大镈钟,钲间铸有铭文三行三十一字:“隹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章乍曾侯乙宗彝,()之于西阳,其永()用享[1]。”

  这段铭文把曾侯乙下葬年代界定在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的战国早期,也表明了曾、楚关系的亲密与融洽。同时在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遣策中,记载有楚国的令尹和封君,如养君、集君、平夜君等,前来吊唁曾侯乙,赠送车马陪葬,反映出曾侯乙生前的尊崇地位和影响力。

  学者们根据此前已出土曾国铭文铜器的地点范围,结合楚声王(前407—前402年)夫人曾姬无卹壶,对曾国历史地理、文化面貌和曾、楚关系,以及曾随之谜进行深入探讨,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的多数学者,倾向于曾随为一国二名。按照这个观点,说明随国在战国早期依然存在,且实力还很雄厚,是楚国的可靠盟友。但随国的始封来源、族属世系仍然空缺,期待更多的考古发现资料,来进行充实和构建。

三、考古发现的曾、楚关系新证据

  考古发现是补史证史的权威实物资料,不仅给人们带来意外惊喜,填补史料空白,还纠正史学研究的错误认识,甚至颠覆某些以往的观点和结论。曾国无疑是幸运的,它没有以本来面目出现于正史记载,却在地下安详等待,等待一双慧眼,和一个新的时代。曾侯乙编钟破土而出,奏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序曲,掀起“曾随之谜”学术研究探讨,使曾、楚关系研究得以延伸续接。

  进入新世纪,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使曾随文化面貌更加清晰完整,曾随关系再添新证。2011年和2013年,因农田改造挖出青铜器,考古工作者两批次对随州叶家山墓地进行主动发掘,共发掘142座墓葬、7座马坑,出土各类文物6000余件[2]。这是一处西周早期曾国公室墓地,埋葬有至少三代曾侯,规模之大,文物之精,铭文之丰,极为罕见。“曾侯谏”、“曾侯犺”世系明确,特别是曾侯犺墓出土的“犺乍列考南公宝尊彝”铭文铜簋,把曾国始封之君指向西周开国功臣南宫适,对曾国历史和西周封国研究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如此一来,西周初年太公封齐、周公封鲁、召公封燕、南公封于南土的战略布局就十分明确了。而曾侯犺墓的5件编钟,也是目前我国发现西周早期最多的成列编钟。2015年至2017年,考古人员对叶家山墓地南部一公里的庙台子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确认其为早期曾国核心都城所在。

  叶家山墓地出土文物表明,曾国在西周早期就已封侯立国,与鄂国共同镇守西周南土疆域,防御荆蛮,两国地望相邻,关系密切。周王南巡征伐,常在曾、鄂两国驻跸,检阅王师。只是后来鄂侯驭方联合淮夷、东夷叛周,广伐周之南国、东国,才被周厉王遣师所灭。鄂国灭亡,退出随枣走廊,姬姓曾国接管了鄂的部分封邑,遂成“汉东之国随为大”。同时,随国国都也迁至溠水东岸的鄂国故城,开始与楚国正面交锋,直接对垒。

  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因随州东城文峰塔社区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考古人员在这里抢救性发掘了60余座东周墓葬和3座车马坑[3],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除M18为战国中期曾侯丙墓外,其余均为春秋时期曾国墓。M21曾孙邵墓出土了一件随大司马戈,这是第一件经科学发掘出土的随国铭文铜器。M1为春秋晚期曾侯與墓,墓中较大且完整的一件曾侯與编钟通高112.6厘米,重142.7公斤,铸有铭文169字:“惟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伯适上庸,左右文武,挞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周室之既卑,吾用燮就楚,吴恃有众庶,行乱、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荆邦既(),而天命将误。有严曾侯,业业厥圣,亲搏武功。楚命是静,复定楚王。曾侯之灵,穆=曾侯,壮武畏忌,恭寅斋盟,伐武之表,怀燮四方。余申固楚成,改复曾疆。择()吉金,自作宗彝,和钟鸣皇,用考(孝)以享于()皇祖,以祈眉寿,大命之长,期纯德将,余万世是尚”。另外,3号编钟铸有“隹王十月,吉日庚午,曾侯與曰:余稷之玄孙……[4]”,铭文表明曾侯是周王的嫡系宗亲。

  曾侯與编钟铭文与叶家山曾侯犺簋铭文相印证,又与《左传》所载的随国历史事实相呼应,表明曾国始祖就是南宫适,曾国随国是一国二名,“曾随之谜”宣告破解,不再成谜。从“周室之既卑,吾用燮就楚”和“余申固楚成,改复曾疆”两句可以看出,由于周王室的衰落,诸侯国逐渐不再尊崇朝贡周天子,并且相互间开始讨伐扩张。迫于形势,地处南土边关的曾国不得不亲近依附楚国,并且“世有盟誓”,还在吴楚争战中保护了逃亡避难的楚昭王。而王朝的史官们,对犯上作乱和亲近附敌者是不屑一顾的,所以史书对鄂国乏于记载,对姬姓同宗的随国则寥寥数语,着墨不多。

  2011年9月,考古人员在随州义地岗墓群抢救性清理了文峰塔M4,该墓被工程建设破坏殆尽,仅存坑底。从墓葬形制和残存器物判断墓主人为春秋战国之交的一位曾国国君(有学者偏向于曾侯())。仅存的一件编钟阴刻铭文34字:“……徇喬壮武,左右楚王,弗討是許,穆穆曾侯,畏忌温龔,□□□□□命,以憂此鳏寡,綏懷彼無□,余……[5]”。这只是整篇铭文中的一部分,其他铭文因编钟遗失而无从考证。这段编钟铭文非常珍贵,明确告诉我们,曾国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质的战略转化,已经从“左右文武”转变为“左右楚王”了。

  2018年10月至2019年,考古人员对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进行主动性发掘,清理曾国墓葬54座,中型以上墓葬大部分被盗扰。其中M168、M169和M190、M191为两组春秋中期曾侯夫妇合葬墓,填补了曾侯世系缺环。M168墓主人曾侯宝,M169为曾侯宝夫人芈加;M190墓主人曾公求,M191为“曾夫人渔”[6]。

  特别是M169曾侯宝夫人墓的铜器铭文信息至关重要,其残存的一件铜缶上有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楚王称曾为“随”,且嫁女入随为曾侯夫人,表明曾随系一国二名,只是称呼不同。根据黄凤春先生研究考证,曾国在文献中被称为随国,应与溠水相关,在上古音中,“随”和“溠”声相近[7],因地名为国名,也就顺理成章。

  芈加墓出土编钟19件,基本完整,少数几件被盗走遗失。编钟铭文连缀成篇:“隹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括受命,帥禹之堵,有此南洍。余文王之孫,穆之元子,之(出)邦于曾。余非敢作(怍)聭(恥),楚既爲()(忒),吾徕匹之。密臧我(),大命毋改。余()小子加嬭曰:嗚呼!龔公早陟,余()其疆啚,行相曾邦,以長辝夏,余典冊厥德,殹民之氐巨,攸攸()() ,余爲夫,余()顯下辟,恭畏儔公及我大夫,龖龖豫政,作辝邦家。余擇辝吉玄鏐黄鎛,用自作宗彝龢锺,以樂好賓嘉客,父兄及我大夫,用考用享,受福無疆,羼其兮龢,休淑孔煌,大夫庶士,齋冀酬獻歌舞,晏喜飮食,易我霝終黄耇,用受寳福,其萬年毋改,至于孫子,石(庶)保用之[8]。”

  这篇编钟铭文信息非常明确,嫁入随国的楚王族之女芈加以“小子加芈”自称,其丈夫“龔公”(曾侯宝)英年早逝,作为曾侯夫人她勇挑重担,治理国政,保有疆土,政绩卓著。可谓巾帼不让须眉的奇女子。商周时期诸侯相互联姻很寻常,但堪当治国大任的诸侯夫人却不多见。在2012年破获的随州“5·8盗掘贩卖文物专案”中,追缴回有几件盗自芈加墓的青铜器,包括3件“唐侯制随夫人之行鼎”、1件加芈鼎、3件加芈簋、2件加芈簠。另有2件盗自曾侯宝墓的“曾侯宝”铭文铜鼎和7件铜鬲[9]。唐侯专门为曾侯宝夫人芈加作鼎,反映出芈加崇高威望和政治影响力。

四、结语

  在曾国700年的历史中,曾、楚关系一直贯穿始终。早期曾国通南北,比楚先进发达,并对楚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中期曾国抗楚锋,曾侯按照季梁“修政而亲兄弟之国”的政治外交主张,广交朋友,务实守成,“屡抗楚锋”。晚期曾国融入楚,春秋中期以后,曾国与楚国从敌对转向融合,曾随文化与楚文化交流互鉴。自战国中期以降,曾国的外交活动主要是处理曾楚关系,以及曾与楚封君之间的交往。这段时期东周王朝已基本上名存实亡,战国七雄争夺大一统的时机已经来临,曾国融入楚也是大势所趋。1981年发掘的擂鼓墩二号墓中,仅出土一件有铭文的“盛君萦之御簠”,器物风格近似楚器,表明曾国国体此时尚存,但受楚文化影响深刻,其地位已与楚封君不相上下。1983年发掘的擂鼓墩13号墓和6号墓,时代介于战国中晚期之间,所出器物具备楚文化特征,已属于典型的楚墓,标志着这个时期曾国已被楚所灭。

  

图一 楚王媵随仲芈加缶
图二 随仲芈加墓

 

图三 曾侯宝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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