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忆声洞

  方声洞（1886－1911年），字子明，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4月27日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英勇就义，时年25岁。

  声洞为革命牺牲，到现在已经整整50年了。50年来，声洞一直活在我的心里。我和声洞只在一起度过两年多的共同生活，就生离死别，永隔人天；然而他那种献身革命的耿耿忠诚和对我的真挚的伉俪之情，却使我毕生难忘。我现在年逾70岁，鬓发已霜，每当回忆往事，犹觉仿佛置身50年前，内心激动，久久不能平静。

  我是20岁那年（1908年）和声洞结婚的。声洞比我大3岁，那时正在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他的父亲在汉口经营转运公司，家居汉口。我家因大哥景岐在京汉铁路供职，原住在郑州。先一年暑假，声洞回汉省亲，在亲戚家中看到我和家人合摄的照片，非常中意，就托人说媒。恰巧大哥因公到汉，在亲友撮合之下，他就应允了这门亲事。

  次年，我家因大哥调汉口工作也迁居汉口。暑假期中，声洞回国，我们就在汉口举行了婚礼，婚后10天相偕东渡。声洞继续在千叶学医。我起先和声洞的七姊君英、四嫂曾醒同住东京。

  第二年暑假，我因怀孕，身体有病，声洞把我接到千叶居住，以便就近照料。我小产后，也入千叶学校学习产科。

  声洞襟怀磊落，肝胆照人，处世接物，极富热情。他一面在千叶学医，用功甚勤，对病理学钻研尤精；一面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并且屡屡托词向学校请假，回国联络党人，秘密运送军火，往返奔波，非常辛劳。我到日不久，他为了便于进行革命工作，便介绍我加入同盟会，这时我才知道他17岁东渡日本后，同盟会一成立他就参加了。他常常把国内政局和世界形势以及革命救国的道理讲给我听，并且说，我们的小家庭虽然很美满，但是有国才能有家，我们不起来救国，中国就有亡国的危险。我从小因为父母非常钟爱，娇生惯养，根本不懂得世事的艰难，对国家大事更是茫无所知。结婚后，在声洞朝夕熏陶之下，我才明白了许多事情和一些革命道理，旧有的闺阁习气也逐渐改掉了。

  我们的小家庭生活，的确过得十分美满。声洞待我真是体贴入微，爱护备至，即使一些日常生活琐事，也替我照料得很周到。当我们的儿子贤旭出生的时候，他守在我的身边整整三天三夜，寸步不离，好像是要替我分担一份分娩的痛苦似的。贤旭出世以后，声洞非常珍爱。有了孩子，我们的小家庭生活更温暖、更幸福了。可是，尽管如此，声洞却总是对我流露出一种歉然的心情，往往无缘无故地说出“真对不起你”这样的话来。我当时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后来才懂得，这是因为他已经抱定献身革命的决心，随时有丢下我和孩子、牺牲性命的危险，但是又不便对我明说，所以才有这种心情流露出来。但是，我当时陶醉在我们温暖、欢乐的小家庭生活之中，充满了幸福之感，怎么能够觉察到他内心深处的这种隐衷呢！

  1911年年初，我听声洞说，革命党人原定八月间在广州起义，因事机不密，被清朝政府侦知，不得不提前举行。农历正月间，留日同志陆续回国准备发难，留声洞一人在东京主持一切。二月中旬某天（十六七），声洞接到国内党人来电，即去东京，次日回来，告诉我说，起义即将发动，因军火不足，须立即密运一批回国接济。

  我听说，非常难过，便对他说：“你上有父母，下有妻子，现在我又有孕在身，你走后我在日举目无亲，如果你有个什么万一，叫我怎么办呢？”声洞以十分乐观的口吻安慰我说：“中山先生奔走革命10多年了，还不是安然无恙，难道我一去就会牺牲性命？”他还很有信心地告诉我，两周以内一定回来。尽管他如此安慰我，我还是放心不下，但又碍于革命大义，不便拦阻，只得同意他去。声洞临行前夜，预先写好了十几封家信，叫我在他走后陆续填上日期寄回，以使家中安心，免生疑虑。他走的那天是二月十八日，恰逢贤旭满周岁，我们还到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们两年多的美满幸福生活的一件最珍贵的纪念物，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声洞走后，我只身留在千叶，处境孤寂，心头悬悬，寝食不安。夜深时听得街头醉汉狂啸，声音凄厉，更使我胆战心惊。“三二九”以后，日本报载广州起义失败消息，并说死难者多数是华侨和留日学生。我见报，既疑心声洞殉难，又觉得他如此活力充盈，不敢相信他会死去，内心焦虑，彷徨无助。几天后，君英姐来日接我回国。我问她，声洞现在何处。她说，起义失败后，声洞已去南洋暂避，一时不能回来，说时神色泰然，一如平日。我旋又接到广州四月初一寄来一信，宛然声洞笔迹，内容大体如君英所说。我虽不敢遽断以为假，但未见到声洞，疑虑终难消释。在无可奈何之中，我只得携着贤旭随君英回国。

  我于端午节到汉。方、王两家家人见我回来，都强作欢颜相迎，但神情之间总觉异于往昔。我因娩期将临，住母家待产。家人对我守护甚严，既不让我看报，三妹芝青且日夜同我做伴，以防我探知声洞死耗，致生短见。我日日夜夜盼声洞消息，往往在睡梦中仿佛听得打门声，便猛然惊醒，蹶起探看，以为是他回来了。以声洞和我情感之笃，即使他在天涯海角，也绝不会不设法给我片言只字。我料想声洞十有八九已经不在人世，日夜苦苦思念，竟至昏厥。医生警告我说，长此下去，腹中胎儿将难保全。我转念声洞如果已牺牲，则应替他多留下一块血肉。因此，我乃竭力克制，强作镇定，静待分娩。七月间，我产一女。产期中我回想当初贤旭出世时声洞伴我三昼夜的种种情景，更觉伤心万分，我母亲也不知陪我流了多少眼泪。

  八月十二日满月，我把两家长辈都请来，恳求他们说，现在我已替声洞多留了一个后代，声洞是生是死，请明白告诉我；如果他确已殉难，我不论如何艰难困苦，一定要活下去，把子女抚养成人。我刚说完，满屋子的两家男女老少都一齐放声痛哭，我也顿时昏了过去。

  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后，某晚，革命同志通知我说，今晚危险，令我立即离家暂避。我携抱两孩匆匆离家，到日租界堂姊家避难。入夜，全市大火，我家房屋全部被焚，我手头所存声洞信函遗物都成灰烬，所幸声洞遗嘱因我珍重保存，刻不离身，得免浩劫。

  三四日后，大哥景岐来汉，将我送往上海，与哥嫂合住。民国元年，黄花岗烈士墓修竣，三月二十九日举行周年悼祭，我携贤旭由上海赶往广州参加。是日，我乘轿前往，到达声洞墓旁，只见黄土一抷，鲜花环绕，顿觉心如刀割，悲恸万分。我被人搀扶下轿，即扑倒墓旁，昏厥不省人事。贤旭时方两岁，倚在我身边哀哀号哭。在场来宾见我母子如此情状，也都落泪不止。

  1914 年，我来北京入慈惠产科学校继续学完产科，在首善医院担任产科主任。声洞生前常对我说起，我国贫苦妇女死于生育的很多，将来学成回国，可自办医院，专为贫苦产妇服务。1928年，我因弱弟病故，老母乏人照料，即在家自行开业。

  为了实现声洞遗志，我一面施医施药，悉心为贫苦产妇接生；一面以行医所得，积资筹建医院，以纪念声洞。房屋建成后，无力购置器械设备，曾要求国民党当局补助，岂知竟被置之不理。国民党对待革命先烈如此淡漠无情，真使我心冷。国民党政府南京博物馆曾屡次向我索取声洞遗嘱，我因对国民党已失去信任，始终未交出。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对我关怀备至，照顾甚周，使我的晚年生活十分愉快幸福。我时常想到，倘声洞在世，亲眼看见祖国今天的繁荣强盛，他定会觉得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当初所抱的革命理想，至于共产主义社会无限美好的前途，则更是他原来梦想所不及的了。

  选自《“三亲”文库》编纂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卷第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22年3月版，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王颖，方声洞烈士之妻，曾任北京首善医院产科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