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两次协商建国活动的回忆（上）

连贯把一些上层人士如李济深、蔡廷锴、何香凝、郭沫若、沈钧儒、谭平山、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丘哲、彭泽民、朱蕴山、陈劭先等的名单，以及他们的住地和电话都告诉我。分局要开双周座谈会，或有什么事要向他们转达或征求他们对某一问题的意见时，连贯往往把事情交我负责。潘汉年说已发现有人窃听他家的电话，所以我绝少用电话与高层民主人士联系，特别是重要会议或分局意见的转达，都是采取登门拜访的办法。

双周座谈会是沿袭周恩来在重庆举行的双周座谈会的方式，是约定俗成的叫法，开会时间原则上是每两周一次，也可提前或推后。参加的人按需要而略有增减。“五一口号”发布后，留港高层民主人士的会议则多在分局统战委员会内举行，主持会议的是方方或潘汉年。会议的参加者多则二十多人，少则十六七人。有一次会议，为使发言普遍，分四组讨论，把所有房子都坐满了。有两次会议正值解放军攻克济南，全歼敌军11万人和辽沈战役歼敌47万人的胜利消息传来，大家异常兴奋。因为这两次大胜利，大家把注意力离开原定讨论新政协的内容，大谈解放军空前的大胜利和大好军事形势，并决定由各党派联名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贺电。电文的起草人分别是茅盾和郭沫若。在议论打胜仗的场合，蔡廷锴特别活跃，发言盈庭，并不时离座而立，用手势加强语气，大有舞之蹈之的神情。

分局在统委会开的高层民主人士座谈会，大约有七八次，都是征求和听取召开新政协的意见。由于在香港的各党派和无党派、各界民主人士都于“五一口号”发出后先后表态，赞同中共提出的召开没有国民党反动派参加的新政协，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政府的主张，这实际上已形成一条新民主与旧民主、新政协与旧政协的明确的分界线。因此，座谈会的参加者和以后参加新政协的代表，都以此划线。当时，曾于1946年参加蒋介石一手包办的伪国大的民社党头子伍宪子趁机想改头换面，用革新的民主社会党名义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企图钻进新政协的准备活动中来，又想保持他在旧政协和解放战争时追随蒋介石的立场。连贯约伍宪子面谈，代表在港各党派意见，严词拒绝了伍宪子的要求。反之，旅居美国的致公党领袖司徒美堂先生，在一次分局统委请他吃饭时，态度十分明朗（他的台山话和台山口音英语，我们都听不懂，我们的广东话和普通话他也听不懂，只好靠他的秘书司徒丙鹤做翻译），说蒋介石当政中国必亡，中国共产党当政中国必兴，全世界华侨都希望中国强盛起来，不要再在国外受洋人的气。他主动表示要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赞同召开新政协，并当即口授，由司徒丙鹤记录整理成文。司徒美堂看后签字同意，第二天就见了报。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一定要司徒美堂参加政协会。可见，中共与各党派和无党派的领袖人物都是一本至公，政治界线分明，为新中国的诞生团结一致的。

                                                    ▲1949年9月，司徒美堂（右）与司徒炳鹤在北京留影。

在分局统委会开的双周座谈会中，6月30日的座谈会集中谈了关于召开新政协的问题，留下一份是我整理的十分完整的记录，现在把当日大家发言的记录分项摘录于下：

（一）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时间问题。沈钧儒认为召开时间可以迅速，不必等得太久，因为开新政协号召力度大，利于鼓舞人民解放军军事上迅速发展，同时可以加速敌人的崩溃和他们内部的动摇与分裂。谭平山赞成沈老的意见，说新政协的召开愈早愈好，本年“双十节”能召开最好。马叙伦认为“双十节”召开太快，可考虑到明年（1949年）元旦，还有半年。王绍鏊赞成马老意见。李章达认为需要看局面发展而定，国内局面发展快，当然要快；国际局面发展得愈凶险也要快。郭沫若初时发言，认为讨论时间问题还早，后来又说，无论对内对外来说，新政协的召开已是时候。茅盾认为新政协开会的时间，需要同其他许多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由住在香港的我们来决定，恐怕有许多困难。李济深请假，他托连贯转达他对开会时间的意见是：为使新政协的号召力加大，等拿下平津后才开最好。李章达认为任公（李济深，字任潮）这观点不对，这样政协的召开就不是以政治为前提，而是以军事为前提了。谭平山认为，拿不拿下平津是客观事实问题，不是主观愿望问题。

（二）关于新政协召开的地点问题。这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马叙伦认为在解放区召开不成问题。王绍鏊认为地点应在关内。茅盾认为在关内或在关外召开都不成问题，只要在解放区便成了。谭平山认为只要与中共靠近，在关内关外都无所谓。李章达认为开会地点不可用单纯的地理观点来看，只要是象征新民主的地方就行，例如在哈尔滨，劳动大会已在那里召开了，科学院也已成立，很有意义，延安则是人民军队组训的地方，人民军队则是人民所独创，这两个地方都可象征新民主主义。王绍鏊说，他主张在关内召开，可象征人民的胜利已进了一步。连贯代达李济深的意见是，不要在东北开会，要拿下平津后，在平津开最好。李章达说，李任公的观点不妥。他反问道，如果打不下平津，新政协是否不开了呢？

                                                                     ▲1948年6月，李济深在香港的家中。

（三）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范围、方面或个人问题。如前所述，对这问题，新政协不能让反动派参加的大原则虽已确定，但牵涉到一些具体问题，讨论热烈，分歧也大。马叙伦说，这可分为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三方面来说：党派问题，像革新的民主社会党，已发了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但要看其历史，不能专看其宣言；人民团体有多种，蒋管区里面也很多，有许多是不足论的，如御用的，过了时的像光复会和许多同乡会不能算数，蒋管区的文协，虽有全国性，也有些人才，但它是反动的，也不能算数，有些是全国性的团体，须得人民的同意和承认，而这一要有工作，二要有群众，像光复会，虽有历史，但其工作和群众基础则甚成问题；至于社会贤达，必须具有人望、声望，地位则属次要，参加民主运动必须有工作表现。郭沫若认为参加政协的代表，要看承认哪些党派、团体，承认以后，代表由他们自己选；社会贤达没有自己的团体，不能自己产生，可参考旧政协由中共、民盟和民革三方面推荐的办法，也可由各党派各社团推荐并共商决定。郭沫若还认为社会贤达应选那些专家，如对经济问题、宪法问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各种专门学问有研究的专家，选这些人参加，必然可以对建国具体方针作出具体的贡献。马叙伦对郭老这些见解持不同意见，认为专家问题可以采用旧政协时请顾问的方法解决，应看其是否自抗战以来对民主运动有贡献，是否有全国的代表性，像全国学联那样就应该有代表；要不要沿用社会贤达名义，或改称什么专家，都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有德望和声望，有贡献和号召力，又具有专家之长，便不论他是否个人；上海尚未解放，但如能出代表，其重要性一定很大；华侨、西北地区、上海及少数民族，均应有代表参加。胡愈之认为旧政协没有华侨代表，当时有人提名让陈嘉庚参加，也只放在社会贤达范围内来讨论；有陈嘉庚作为华侨代表参加新政协，意义必甚大，他在抗战中和抗战后均有贡献。

                                                              ▲郭沫若北上前全家在香港合影

谭平山认为新政协代表的产生，不能强调法律问题，像陈嘉庚参加是很好的，他也可以得到绝大多数侨胞的支持；马寅初也是很好的代表人物，沈衡老（沈钧儒，字衡山）是律师公会领袖之一，当然应该参加政协，但如要强调依法律程序，这三位代表的产生就都有问题了；人民代表也有这个问题，如哈尔滨的劳动代表会，有蒋管区的工人代表参加，当然很好，而且合法，现在蒋管区中有很多合法的工人团体，也有些人才，但如何产生代表呢？所以不应该过于强调合法性，只要看代表的作用和本质。茅盾认为参加的代表，党派方面，要看他们是否赞同新民主主义和土改这许多问题而定，马老所提的光复会20余年来已无法活动，当然谈不上，长江以北的人民团体的代表不成问题，在蒋管区却不容易推选，而他们却可以利用这点来反对我们，因为他们是御用工会或公会，他们如果用合法外衣推选代表要求参加，我们也可以不承认他；在蒋管区有些秘密公会、地下组织，如果是有群众的，可以让他们参加。茅盾还以为在香港可以组织一个小型的什么委员会，像个雏形的政协来研究，定出草案，看看哪个党派、哪个团体、哪个人可以参加。李章达提出可否出些地方代表，王绍鏊认为代表及人民团体问题，有两个原则：一是两年来对民主运动有贡献的，应出代表，像光复会，显然没有资格了；至于社会贤达，也有三个原则：一是有声望，即背后有群众；二是对民主运动有贡献；三是经各党派承认。对李章达提出的地区性代表问题，王绍鏊认为不必很重视地区性问题，因为政协是全国性的政治性问题。马叙伦认为政协要包罗全国的代表，代表全国，现在就要研究如何争取其他的人。郭沫若认为代表问题要注意保密，争取要有原则。

连贯反映李济深认为新政协的范围要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谭平山认为任公宽大主义甚有问题，但他又说，任公所讲的那些人能争取的也要争取，但只能是个别的争取，不能整个的争取；白崇禧和李任公决不能相容。李宗仁是傀儡，白拿他来对付任公，任公是太好人了。李章达也认为把许多蒋介石的反对派都看作是革命的力量是太宽大了。马叙伦同意对蒋区的人要个别争取，不要集团式的争取，更不可把政协代表作为酬佣的工具。

（四）新政协开会要解决哪些问题？郭沫若认为要成立临时人民政府，待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成立正式政府；政协不要定出临时施政纲领，中共在解放区已有一套办法，问题不大。李章达说，各党派都有自己的纲领，这些纲领都有共同点，所以容易作出各方都接受的纲领。沈钧儒认为政协应规定共同纲领，宪草则可另组机构来研究起草；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主要是各省市县选出代表问题，在蒋管区还拥有半壁河山的情况下，谈不上全面选举。对这问题，在几次座谈会中都没有展开讨论。对新政协的性质问题，大家比较接近的意见是新政协应该是新民主主义性质，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应有之义，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其他一切反动派都无权参加新政协，这也是大家一致赞成的。

（五）关于新政协由何方召集的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由中共召开；二是由各党派委托中共召开。

方方和潘汉年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讲北上交通问题和请各人充分反映各方面有关新政协问题的意见外，没有就大家所讨论的问题发表任何意见，因为中央只是委托他们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若他们就上述问题有任何发言，别人可能误认为中共已成竹在胸，要大家讨论不过是形式。实际上党中央在新政协召开的问题上是十分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的。分局把香港人士的意见如实向中央反映，不加进党内同志的意见。

（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罗培元，时任中共香港工委统战委员会委员，后任广州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委员。